吉服是明代形成的一个新的服饰分类，由传统的“吉服”概念分化而来，指用于时令节日、婚礼、寿诞、筵宴等各种吉庆场合的服装。到清代正式成为冠服制度中的一个专门分类。
传统“吉服”指的是用于吉礼（重大祭祀等）的祭服，如冕服一类。随着时代发展、节日与庆祝活动的增多，就需要一套专门的“吉庆之服”来应对各种喜庆的场合， 因此明代就把用于嘉礼和各类吉庆场合的、比日常便服更为正式的服装统称为“吉服”。明代吉服尽管不见于制度，但在各类典章政书、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如 《大明会典》记载：“圣节前三日、后三日，俱吉服。”《万历野获编》卷五：“锦衣官侍朝，俱乌帽、吉服。”《金瓶梅》第三十九回描写：“西门庆从新换了大 红五彩狮补吉服，腰系蒙金犀角带。”《醒世姻缘传》第四十四回：“到了吉时，请素姐出去，穿着大红装花吉服、官绿装花绣裙、环佩七事，恍如仙女临凡。”
明代的吉服并非单一的标准款式，其式样与常服、便服相同，如圆领、直身、曳撒、贴里、道袍、袄裙等，颜色多用大红等喜庆色彩，如官员就是以大红圆领作为吉服。吉服的纹饰通常比常服、便服更为华丽精美，大多使用应景题材或带有吉祥寓意的图案、文字。
万历时期，南京御史孟一脉在给明神宗的上疏中说：“遇圣节则有寿服，元宵则有灯服，端阳则有五毒吉服，年例则有岁进龙服。”寿服为帝后寿诞日所穿，多饰有 “万寿”等与祝寿有关的纹样；灯服为元宵节所穿，使用灯笼纹样；五毒吉服为端阳节所穿，饰有“五毒”纹样；龙服即饰有龙纹的各式龙袍。这里提到的服饰都是 比较典型的节日吉服，使用的图案内容均与穿着的时间、场合相对应。
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详细记录了每个季节应更换的衣服材质以及不 同月份的时令节日所使用的应节图案。如从年前腊月二十四祭灶之后，宫眷和内臣便穿葫芦景补子及蟒衣。三月初四日，宫眷和内臣换穿罗衣。四月初四日，宫眷内 臣换穿纱衣。五月，初一日起到十三日，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七月初七日，七夕节，宫眷穿鹊桥补子。八月，宫中赏秋海棠、玉簪花。定陵出土有玉兔 纹的补子，应该是用于中秋。九月初四日，宫眷内臣换穿罗衣，用重阳景菊花补子、蟒衣，同时抖晒皮衣，制衣御寒。十月初四日，宫眷内臣换穿纻丝。十一月，赐 百官戴暖耳。冬至节，宫眷内臣皆穿阳生补子、蟒衣。补子是贵族、官员们在常服（常朝之服）的前胸、后背或两肩处装饰的圆形或方形的图案，原本用来区别各自 的身份、等级，吉服的补子则可以使用应景题材，不一定体现等级高低。
将现存的明代服饰、织绣实物与《酌中志》的描述对照，能更直观地了解这些吉服纹样的特征：
葫芦景：从头一年腊月二十四祭灶以后到新年都使用葫芦景图案，又称大吉葫芦，宫中使用的葫芦景补子多和龙、蟒等装饰在一起。
灯景：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又叫灯节，这一天大家都要赏灯，因此衣服上也使用灯笼图案，衬托出节日的喜庆气氛。
五毒：五月初五是端阳节，使用五毒（蝎子、蛇、壁虎、蜈蚣以及蟾蜍）的图案，以提醒大家，进入五月后毒物滋生，要早做预防。同时在图案里加入了老虎、艾草的形象，象征“艾虎”，用来消灭五毒，因此带有驱邪避害的寓意。
牛郎织女：七月初七是七夕节，传说在这一天牛郎、织女要在鹊桥相会。因为牛郎、织女都是天上的星宿，所以图案设计并没有太多“浪漫”的地方，而是突出了他们“神”性的一面，造型稳重而有气势，非常符合宫廷的环境。
玉兔：八月十五是中秋节，月圆之夜，图案中往往有玉兔、满月等。
菊花：九月初九为重阳节，这一天宫中要登高、饮菊花酒。此时正逢秋季菊花开放，所以用菊花纹样来体现节令特征。
阳生：冬至节是古代比较重要的节日，过了冬至，春天即将到来，阴气逐渐下降，阳气开始生发。在设计图案时用口中吐出上升瑞气的羊来表现“阳、生”的谐音。
冬 季还使用绵羊太子图案。杂剧《闹钟馗》里描写：“三阳真君领三个绵羊太子。”《酌中志》也提到宫中在冬至节时“室中多画绵羊引子画贴”。三个绵羊太子谐音 “三阳开泰”，也有一个绵羊太子引领一群小羊的，称为“绵羊引子”。如明代绘画中，绵羊太子头戴狐帽（鞑帽）、身穿有毛皮出锋的罩甲和织金通袖袍，是冬季 戎装打扮，肩头扛着梅枝，上挂鸟笼，笼内为喜鹊，寓意“喜上眉梢”，身骑大羊，周围簇拥着一群小羊，象征子嗣繁盛，与“百子图”寓意相同（定陵出土有孝靖 皇后的“百子衣”）。
自古人们便追求健康长寿，因此与祝寿有关的纹饰相当常见。帝后们的万寿节、千秋节较之常人更为隆重，留下了很多用于寿诞的吉服实物。庆寿题材一般使用灵 芝、仙鹤、寿桃等，组成“灵仙祝寿”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图案。或者大量装饰“寿”、“万寿”等文字，将寿诞日的美好愿望更为直白的表达出来。
明代吉服纹样的设计巧妙之处还在于能够以组合的方式，将不同题材融合成一个更具“个性化”的喜庆图案。如选择与寿诞日期比较接近的时令节日，将应节图案与 庆寿图案组合起来，给人以“喜上加喜”、“双喜临门”的感觉，让节日里的欢乐气氛更加浓厚。比较典型的是明神宗的生日纹样。神宗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 日（公元1563年9月4日），恰好在中秋之后，于是宫中就将用于皇帝万寿圣节的“寿”纹和用于中秋节的“玉兔”放到了一起，定陵出土的明神宗帝后服饰中 就有很多造型可爱的玉兔形象。
由于吉服以突出视觉效果为主，又符合大家崇尚喜庆、吉利的心理，所以在纹样使用时，允许一定程度上突破等级约束，朝廷并不作过多干预，所以明代出现的服饰僭越现象往往在吉服上最为突出，如士庶女子穿戴凤冠蟒袍、官员吉服出现五爪蟒龙等等。《旧京遗事》记载：
“或有吉庆之会，妇人乘坐大轿，穿服大红蟒衣，意气奢溢，但单身无婢从，卜其为市佣贱品。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费力之损，富给不可得也。都中妇人尚袨服 之饰，如元旦、端午，各有纱、纻新衣，以夸其令节。丽者如绣文然，不为经岁之计，罗裙绣带，任其碧草、朱藤，狼藉而已。每遇元夕之日、中秋之辰，男女各抱 其绮衣，质之子钱之室，例岁满没其衣，则明年之元旦端午，又服新也。”
这里就说到这些僭越等级、极其奢华的衣服，大多用在吉庆之 会和时令节日里，而且特别讲究是新衣，在节日穿过后，就拿到典衣铺当了，不去取赎，拿这些钱去置办下一年过节的新衣。尽管这里没有特别提到“吉服”一词， 但从中可以看出具有专门功能的吉服，是基于生活的需要、人们的消费观念及当时的物质条件而产生的，与日常生活所穿便服有很大区别。
吉服的典型装饰有两种，一种是明代最常见的云肩、通袖襕、膝襕纹样。衣身在前胸、后背、两肩处装饰有柿蒂形的“云肩”，从左右肩部至袖端装饰有“通袖襕”， 前后襟下摆装饰有“膝襕”，故也将这类吉服称为通袖袍或膝襕袍。其纹饰多较尊贵，如饰以蟒、斗牛、飞鱼、麒麟、凤、翟、仙鹤等祥禽瑞兽图案。
另一种装饰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八团纹样，即在前身与后身各装饰三个团纹，呈“品”字形分布，在两袖（上臂处）各装饰一个团纹。以八团纹样为基础，可以发 展出十团、十二团等多团纹样。到清代，八团就成为吉服的基本纹样了，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此外，戏曲中的“蟒”仍保持这种纹饰特征。
吉服纹样到近代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根据各自审美与需要，纹饰可繁可简，但不论如何变化，吉服所具有的正式、喜庆等特征都十分明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也有应 对各种社交场合或仪式的服装，像结婚时穿的西式婚纱、礼服，或传统式样的凤冠霞帔、长衫，以及前几年比较流行的、在春节等节日穿的改良“唐装”等等，都可 算作“吉服”的概念，这也反映出今人仍有对吉服的实用需求。随着能体现民族文化的服饰不断受到国人的关注，传统服饰中的图案运用、着装理念也可以给今人的 设计带来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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