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如何开始？
历史在幽暗中被逐渐照亮。盘古开天辟地是其中第一次。现在我们要说的，便是盘古之后不知多少世代的事了。天地虽已开辟，人却仍不免混于兽迹之中。“羽皮 革木以御寒暑”，如此而已。世上分居各地的人类，还没有显着的族群差异。我们将发现，人们首先想到用以区分族属也区分文明与蒙昧的，是服装。
1.垂衣裳而天下治
照亮历史的火炬点燃了。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语出《易·系辞》。作为“天下治”的前提，“垂衣裳”这个意象显出强烈的象征性。
“垂衣裳”之后两千年，又有周公制礼作乐发生。服饰制度及礼乐制度先后确立，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宣示华夏族文明时代及族群个性之到来，也因此成为汉服的起点。
“盖取诸乾坤”一语表明，华夏服饰超出了仅仅遮羞御寒的实用性，还体现先民的世界观、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政治哲学。乾上，坤下，如同上衣下裳。由乾 坤，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阴阳、天地、男女、父子、君臣等概念。上衣下裳之制，正用以暗喻先民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君臣、领袖、官吏（谐音冠履）等，都属于 衣裳。一君二臣（一个裤腰，两只裤筒）；一领二袖；一官（冠）二吏（履）——以衣裳产生的先后顺序，以及各部位的名称，设置职务治理天下，才是《易》的本 意。
由以上的意义，“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引申出垂下双手，无所事事的解释。意思是，只要合乎宇宙世界的秩序，并在人世复制这种秩序，天人合一，就可以无为而治了。
上衣下裳之制，到周代发展出深衣。此衣得名来自掩蔽人体严实之故。《五经正义》说“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且经过上古儒家的整理和意义赋予，其具 体形制的每一部分都有了深意，而“深意”的谐音即为“深衣”。如在制作中，先分裁上衣下裳，然后在腰部缝合，成为上下连属制的整长衣，以示尊祖承古；深衣 的下裳以十二幅度裁片缝合，以应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采用圆袖方领，以示规矩；垂直的背线以示正直；水平的下摆线以示公平。
出于这些对天人秩序的表达，也出于“完且弗费”的现实考虑，深衣得以“先王贵之”，并发展为超越阶层、职业、性别的大众常服，影响深远，成为历代汉服中最持久的线索。
2. 如果没有管仲
夏商时期，农耕上升为华夏族的主要生产方式，到周代，华夏族与以渔猎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族群有了明显的不同。服装因其直观性，成为古代华夏族借以区分 族属特征的主要标准。服装、礼仪、语言、生产方式相近的族群逐渐认同，有了诸夏的概念。原来生存于诸夏中间而又外于诸夏的族群，即成为四夷。
西周末至于春秋，诸夏曾受到四夷严重的威胁。《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针对当时的农牧冲突，用一句话概括——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诸夏不可能指望周王来保护，周王本身，正是由于挡不住犬戎而迁都的。这种现实刺激了华夏的民族情绪之高涨，夷夏之辩兴起。危难之下，春秋五霸出现了。他 们的政治诉求中就包括“攘夷”的内容。管仲辅佐齐桓公“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齐国登高一呼，实际上代替周王承担天下共主的实际责任，使诸夏从 各自为战、各个击破的可怕前景里解救了出来。
这些成就的背后策划人便是管仲。管仲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齐国之后，强有力的邦国都以齐为榜样，于是霸主迭起，周王的权威不断低落，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整个华夏族。有了霸主挺身而出，一度危亡的民族形势得以扭转。
因此虽然管仲的道德并不完美，孔子仍要赞赏说——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孔子的评价是文化意义上的。管仲不仅维护了诸夏国君的国祚传承，而且维护了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这其中就主要包括了服装以及与服装密切相关的发式。夷狄服装左衽，与华夏汉服的右衽相反；夷狄批头髡发，华夏则束发椎髻。所以两者的形象很不相同。
有了管仲，汉服从第一次危机中挺了过来，并继续以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
3.胡服骑射之辩
进入战国以后，诸夏自身纷纷进行了大改革。历数重要的变法，从魏国李悝开始，楚有吴起、韩有申不害、秦有商鞅。这些变法都要求取消封建制，实现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以官僚制取代世卿制，同时不同程度地执行耕战激励，使国家机器尽可能适应战争的需要。所以称为战国。
列国变法中，尤以赵国胡服骑射最有个性。应当注意的是，这场变革并不是要将赵变成一个胡人国家，并不是华夏族向胡人的归化。实际情况正相反。
赵武灵王继位以后，赵基本不再参与中土战国争霸，其战略重点转向北方，经略诸胡部落。赵在北方的威胁并不在于胡（匈奴），而在于中山。就血统而论，这虽 是一个白狄人的国家，到战国之世，却已被视为中土战国之一，可知其华夏化的程度。同春秋时的中土夷狄一样，中山并不以骑射见长。骑射术实际上来自于胡。
问题是，诸胡部落对赵国边地的攻击没有达到需大规模出兵的程度，充其量袭扰而已。所以胡服骑射并不出于对胡的惧怕，而是主动借助胡人军事技术的一种尝试，其目的在于“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
胡服骑射另一个目的，在于招徕胡人。赵武灵王曾以舜和禹的事迹自喻。舜舞有苗而有苗服，禹袒裸国而裸国化，武灵王以此类比，表明自己利用胡服教化胡人， 吸引胡人加入赵国文化圈的心迹。事实证明这个预定目的达成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缩小，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 烦王致其兵，两族归顺，为赵国提供了疆土和大量娴熟的骑射士，奠定了赵的强国基础。
胡服骑射的范围如何？《战国策》说“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似乎百姓也在变法要求内。但是我们找到了比这更早的史料《竹书纪年》：
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谪子、戍吏皆貊服。
根据这条史料，可知受命胡服的范围，只限于将军、大夫、谪子、戍吏这四种人，不包括赵的百姓。而这四种人，都是国家从上而下的各级军事头领。同时，作为胡服骑射据点的“骑邑”，只设在北方边境，内地并无设置“骑邑”的记载。
这说明胡服骑射的重点只在骑射，在伏胡，在军事上大规模骑兵作战的应用。所以百姓不必胡服，内地不必胡服。胡服并没有大行其道，赵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赵人依然是华夏族的一支。
实际上，骑士所穿窄袖短衣，是夏商以来华夏族的固有样式，不见得来自胡人。“春秋战国以来，儒家提倡宣传的古礼制抬头”，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中解释说，“上层社会就和小袖短衣逐渐隔离疏远，加上短靴和带钩，一并被认为是游牧族特有式样了”。他进一步认为，所谓胡服，有可能还是商周劳动人民及战 士的一般衣着，只是加入了一些胡服的元素。
战国时期的各国战士，就是穿着这样华夏固有的窄袖短衣走上战场。面对奖励耕战、君主集权、骑射作战的新华夏，四夷不堪一击：
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生存在中土的四夷经过五霸及七雄的讨伐，逐渐消灭或融入华夏，中土农耕基本经济区趋于形成。大一统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4.孝文帝的理想
汉服的第二次危机，来自于五胡乱华。
自战国驱逐夷狄、尤其汉朝压倒匈奴之后几百年间，汉人一直对四夷保持巨大的威慑，直到西晋瓦解。人数众多的游牧民进入中土内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 绝若线”的局面重现，中土农耕基本经济区连同汉人的生活方式、汉人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受到大破坏。胡汉相攻，中土之地称为“陆沉”。
除南朝外，汉人社会向两种地方收缩。其一，世家豪族所建立的坞壁；其二，流民聚集的河西。经学的意识形态以及汉服椎髻赖以保存。这时胡汉二元对峙局面遍 于中土，社会严重分裂，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必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出于整合社会的目的，用夏变夷或用夷变夏必居其一。
这时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鲜卑君王——他有一位汉族母后冯氏，她重用汉人、崇尚经学，更重要的是给了小国君以汉人典籍和礼仪的熏陶，使他虽为胡人却有了汉 心。这就是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成长背景。冯氏执政期间曾设立皇宗学，使皇族子弟入学，孝文帝在这里培养为一个以经为准则的君主，一批鲜卑贵族子弟，尤其孝文 帝的兄弟们也成为日后汉化改制的得力助手。
孝文改制的目的，即在于选择用夏变夷之路，求得消除北魏国家的内部差异，更进而消除同南方汉人社会的差异，为最终的大一统作好准备。
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之后，汉化令开始颁行——壬寅，革衣服之制。
作为一系列汉化令中最早颁行的政策，“革衣服之制”类似商鞅徙木立信，要借以宣誓决心和威望，也有试水的意图。这是最直观也相对容易的改革，只有贯彻 “革衣服之制”，更艰难的改革才获得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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