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也是礼。礼，既是制度，也是仪式。仪式貌似累赘，但它极其重要，几乎就是文明的本身形象。故宫的修建就是这一仪式（礼）的重要体现。一个人从中华门（大明门或大清门）开始下马下轿步行，穿过广阔的天安门广场，进入天安门，再经过漫长的甬道，进入午门，然后过金水桥，进过太和门，继而在空旷的殿前广场上接受烈日和风雨，这才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巍峨的太和殿的石阶之下。皇帝就坐在这个大殿的正中，坐在那个被蓄意抬高到需要仰视的宝座之上。拾级而上，跨过几乎抵裆的大门槛，这个疲惫的朝见者终于进入了大殿。在生理上，他唯一想做的就是瘫倒在金砖地面上。当然，瘫倒也被规范了，那就是跪，乃至三跪乃至九叩。
故宫的礼仪设计无处不在，我的意思是说，它貌似铺张浪费，但其实用性由上述可见一斑。当然，礼仪正在发生变化，或者几千年来一直在变化。孔子时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制度更替和礼仪变迁。孔子的问题是，他对礼仪的变化做出了一个自己的价值判断，即认可周礼的有序和规范，而反对新秩序的“无序”和多元。而历史最终表明，孔子的愤怒、伤感和悲情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一个统一而稳定的“礼”一旦崩溃，政治和经济嬗变姑且不论，风俗的变化将是最为直观和感性的表达方式。事实就是这样，在一百多年来的革命中国，礼仪变化一直让人措手不及。移风易俗既是政权和年代更替的重要体现，同时，在某一礼仪已被上层建筑固化统一之后，民间对其不懈展开地扭曲变形，却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这个国家所剩无几的“生机”。
那么，回到“河北一农村办葬礼请女郎跳脱衣舞助兴”这条新闻上来，笔者并不认为在礼仪上它有任何问题。一如传闻某个原始部落，亲人死后，他们以分食尸体为悼念方式。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吃死者的尸体而沾沾自喜，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断定我们比那些分食尸体的人更加悲痛。说到底，这仅仅是一个礼仪和风俗差异。现在的问题是，脱衣舞刺激并颠覆了传统礼仪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中国人长期讲究孝道，葬礼上未必鲜花翠柏党旗覆盖，未必个个如丧考妣，但用庄严肃穆、面露戚容，乃至哭天喊地的嚎叫来“捧场”是一种正统和规范。而脱衣舞显然破坏了这一情境，带有某种离经叛道的意味。不过，这只是表象。事实是，中国式葬礼的主角从来就不是死者，“庄严肃穆、面露戚容，乃至哭天喊地的嚎叫”既可能是一种情感流露，也很可能是一种表演方式。必须要让外人看到自己的悲痛和孝心。如果悲痛不易表达，那么孝心必须铺张。我们看到的基本都是如此，中国式葬礼更侧重表达生者的财富、地位以及相关的奢侈程度，唯有如此，死者的面子才能保存，生者的美名才得以传扬。孝已经脱离了亲情行为，它只是一种事关子孙的功业的表达方式。穷家无孝，母因子贵才是至孝。所以说，无论是连唱三天大戏，还是请女郎来跳脱衣舞，又恰恰是中国式葬礼中表达“孝”的必然方式。换言之，跳脱衣舞或许仅仅是穿麻戴孝、浩大的送葬队伍、锁啦齐鸣、三天三夜大戏、七天七夜水陆道场的简化版和变异版。
当然，这仍然无法消除脱衣舞的荒诞感及其在情感和美学上对“和谐”的挑战。这也就是我们到底如何抒情的问题。中国确实是一个抒情大国，一会儿“汶川雄起”一会儿“上海不哭”，这些辞令和网络蜡烛往往会把所有人都裹挟进去，让你不敢公然晒大腿晒美食。步调一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此类抒情词汇和政治号角完全淹没了个体情感。在这一点上，我倒更倾向于赞颂跳脱衣舞的违和方式，它既是抒情，也是反抒情，甚至带有一种让人惊喜的叙事性。老实说，何止“河北一农村”，在笔者居住的城市社区，葬礼演出可谓层出不穷。除了歌舞，还有相声、小品、杂技、魔术，相当于一台简陋的春晚。而且色情气味热烈。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吸引那些晚饭后无所事事的小区居民。人们扶老携幼，拖家带口，自带板凳，在大瓦数的灯泡照耀下，将这些草台班子包围起来，欢呼叫好。散去之际，无不对死者家属心存感激。
葬礼上跳脱衣舞，我没遇到过。但说实话，我希望遇到，想看。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男性，我们没法让自己在促销活动时对台上的青春大腿佯装不见，并还会对那些拂袖而去的家伙深表怀疑。我也没法在人头攒动的事故现场将自己置身事外，反而希望自己个子高点脖子长点，能知道包围圈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存在感，不仅在于“我是主角”，其更大的部分是“我是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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