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心中，牛是勤劳无私、倔强勇武的代名词，如“老黄牛”“牛脾气”等。牛的这种形象与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息息相关。中国是农业古国，先民们驯化牛来耕地，由此，铁犁牛耕成为中国古代的农业主要生产方式。
清·鱼俊牧牛图轴（局部），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耕牛的形象深入人心，但牛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车甚至取代了马车，成为主要交通载具，帝王出行、名士清谈都用牛车，这又是为什么呢？
汉代：战乱使得牛车地位上升代
牛车也称大车、犊车。先秦时期以马为贵，牛主要被用来耕田和运输，并非用以载人。秦朝时，一些下层官吏和百姓也乘坐牛车出行，但普遍看来，牛车是卑贱的象征。秦二世而亡，刘邦崛起建汉，但长期战争使得汉初民生凋敝，《史记·平准书》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天子出行，连毛色相同的马都凑不齐，文武百官也就没那么讲究了，运货的牛车成为汉初军功阶层的出行载具。文景之治后，汉代经济恢复，马车仍然是上层人士出行的首选。
汉代陶牛，故宫博物院藏。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汉武帝为削弱诸侯国势力，采纳主父偃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实力骤减，有些诸侯王甚至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诸王自降标准，放弃马车，乘坐牛车出行。虽然破落的王室贵胄乘坐牛车，但这也没能提升牛车的地位。汉宣帝外祖母王媪因为贫穷乘坐牛车入宫，被当时的百姓戏称为“黄牛妪”；士人蔡义贫穷，经常步行，“好事者相合为义买犊车”之后才有了代步工具，这些事例即是牛车代表贫贱写照。
汉末三国，牛车地位逐渐上升，这是由于马在战争中被大量消耗的缘故。中原地区本不产马，汉初为了对抗匈奴，颁布了鼓励民间养马的《马复令》。汉末以来，养马令逐渐废弛，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马越来越少，而牛因为耕地、运输，数量没有明显的减少，逐渐为上层所用，甚至形成惯例，《晋书·舆服志》记载：“
（牛车）
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统治者乘用，牛车地位自然逐渐上升。在这一时期，名士乘牛车交游也逐渐流行开来，赤壁之战前夕，鲁肃劝孙权切勿投降时曾经提及这一情况：
“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汉末士人重气节，尚节俭，而乘牛车或破车正是自己为官清廉、名士风度的体现。建安年间，士人和洽曾向选拔人才的崔琰进言，认为车的好坏是廉洁与否的体现：
“今朝廷之仪，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
——《三国志·魏书·和洽传》
由于长期战争的缘故，汉代牛车地位逐渐上升，不仅统治者乘坐，士人也以此为荣，牛车逐渐完成从民间社会到贵族阶层的跃进。但牛车真正广泛应用并超越马车，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西晋：牛车等级提升
西晋时，牛车取代马车，成为最主要的交通载具。无论是西晋贵族的重大礼仪活动，还是百姓的婚丧嫁娶与平时运输，牛车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而马除了军旅与少数祭祀活动外，几乎退出了社会生活。又因为西晋部分继承了汉末的车舆礼制，皇帝出行也乘牛车，因此牛车身价倍增，成为标榜身份的载具。
《晋书·武帝纪》记载：“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纼断，诏以青麻代之”就是写照。根据《晋书·舆服志》统计，皇帝出行的车驾仪仗有
画轮车、御招车、御四望车
等，都以牛驾车。即使是作战，礼仪性的牛车也取代了马车。西晋有一种牛车叫“五牛旗”，车由青、赤、黄、白、黑五色牛并驾，在牛背上树立旗帜，缠绕不展，除非皇帝亲征，旗帜才会舒展飞扬。
皇帝的牛车多样，王公大臣的牛车等级也日趋完善。在晋制中，有
皂轮车、云母车、油幢车、通幰(xiǎn)车
四种高级牛车，只供宗室诸王和位列三公者乘坐，这些牛车大多装饰精美，以漆画轮毂，用帷幔遮挡四周。四种车中最具特点的是通幰车，该车顶部从前到后由木杆支起巨大的篷幔，车厢和驾牛都在巨大的篷幔阴影之下，防止阳光暴晒，车厢两侧有精美栏杆，车前开窗，车后有门，两侧封闭，留出通风气孔，设计科学而精致。
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的牛车。徐显秀曾被封为武安王，幰即帷幔，壁画中的通幰车与《晋书·舆服志》的记载相吻合
在宗室诸王与三公之外，士大夫们上朝和交游也喜欢乘坐牛车，但相应的规格等级会降低。虽然晋武帝在即位初期提倡节俭，但西晋的奢侈腐化之风迅速蔓延，牛车也成为攀比的对象，不仅装饰越发豪华，形成多种“改装牛车”，在速度上也开始比拼，形成了“赛牛车”的社会风气，甚至引发了命案，其中最有名的便是石崇王恺斗富。
《世说新语·汰侈》记载，石崇王恺斗富时，争相将自己的牛车装饰得极为豪华，双方乘坐各自牛车外出交游，石崇的牛在形状、气力上都比不上王恺的牛，但两车在竞速回洛阳城的时候，石崇的牛车后发而先至，迅捷如同飞鸟，王恺的牛车拼了老命也追不上，总是落于下风。不甘失败的王恺贿赂了石崇的驾车人，得到了答案。原来牛车本来不慢，但王恺的车夫驾驭不当，反而限制了牛车速度优势的发挥，如果想争胜，就在竞速时任由牛车将重心侧到一边，这样就减小了另一个车轮与地面的摩擦，速度自然提升。掌握了核心技术的王恺信心大增，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屡屡得胜，石崇在失败后进行调查，得知有人泄密，大怒，杀掉了两名泄密者。
西晋年间骄奢之风横行，牛车和宝牛也经常成为贵族间比拼的牺牲品，正如石崇、王恺斗富一样，本来一场普普通通的牛车竞速，在上层贵族堕落腐化的背景下，竟然演变成为了一场命案。西晋国祚不长，由此可见一斑。
南朝：牛车成清谈“标配”
自西晋开始，牛车成为主人身份的象征，统治者仍延续此制，梁武帝便经常“乘折角小牛车”出行，此风气延续到东晋南朝。南朝四品官员便可配享牛车，之后推广到郡一级的官员。士人乘牛车的风气更进一步，因为牛车不仅象征着地位、清廉，更是士人清谈时不可或缺的“标配”。
南朝时，士人相遇不言治国、不谈安民，时人认为这些治国安邦的内容都是“俗事”，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老庄、周易这些“玄理”。为了彰显自己的清高风流，士人往往聚在一起清谈。《道德经》便是清谈中经常要辩论的内容，传说中老子写就道德经后“骑青牛出函谷关”，一时传为佳话，成为士人争相模仿的对象，牛车清谈之风逐渐发展起来。
明 《老子骑牛出关图》，张路/绘
在这一时期，道教正在蓬勃发展，汉末以来，士人认为青牛是仙家坐骑，将牛神话，骑牛乘牛车也就此成为“羽化升仙”的重要途径。东晋南朝人认为，汉代的生活节奏太快，在环境优渥的江南，士人不担心自己的爵位俸禄，又不用上阵厮杀，马车所代表的快节奏生活为南朝人所摈弃，缓缓优行的牛车节奏慢，车内空间相比马车更大，车内放置香料，香气弥漫，还能安置休闲倚靠的“凭几”……
封闭的空间，舒适的配置，牛车给人一种淡然、静谧之感，这也正是士人们思考玄理时所需要的环境。
在汉代，儒家主导的社会下，士人乘车须讲究“乘车之容”和“立车之容”，乘坐要时刻保持君子风度，这在颠簸的马车上很难做到，牛车缓慢、步履稳健，正好符合士人清谈时崇尚的大道至简的自然主义，因此，闲暇之时，士林交游，约上三五知己，乘牛车入山林，谈玄论道，饮酒放浪，无比自在。
东晋时的《魏氏春秋》记载，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驾牛车出门，也不知目的地，任由牛恣意行走，走到道路穷尽处牛车停下来，阮籍放声大哭，哭罢又像来时一样慢悠悠回家去了。这恐怕也是魏晋名士们所追求的率真。
魏晋南朝的名士们乘牛车、服五石散、饮烈酒，袒胸露怀，恣意妄为是名士风流，然而有时也因牛车缓慢而误事。东晋的丞相王导是出了名的惧内，妻子曹氏不准王导置妾，王导只能在别处偷偷修建馆舍安置众妾。曹氏知晓后，便前往馆舍，王导怕小妾受辱，连忙驾牛车前去解围。路上觉得牛车太慢，慌乱之中用清谈道具麈尾驱赶牛车，司徒蔡谟知道后戏弄王导，称皇帝要赏赐王丞相，“不闻余物，短辕犊车，长柄麈尾”，王导大怒，称自己与士林交游，从没听说过蔡谟这个人。
南朝宋的山阴公主刘楚玉出行时即乘坐牛车。统治者有时也将精美的牛车赏赐给臣下，南朝齐梁时期，牛车遍布于社会各阶层。来源/电视剧《凤求凰》截图
南朝名士谈玄乘牛车，纨绔子弟偏爱赛牛。南朝齐的新贵陈显达等喜爱玩弄改装牛车，有些“快牛”闻名天下，《南齐书·陈显达传》记载：“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
到南朝梁时，社会上多为牛车，以至于“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南朝士族逐渐堕落腐化，丧失北伐之志，养尊处优，体质羸弱不堪，“熏衣剃面 傅粉施朱”，出门要坐牛车，下车需要人扶持。《颜氏家训·涉务篇》记述了一个故事，建康令王复生性儒雅，从没见过马，见到马匹嘶喷，大惊失色，惊呼“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南朝士人腐化堕落至此，灭亡之际亦不远矣。
北朝：牛车成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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