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安阳、洛阳、南阳、信阳、襄阳、岳阳……
是不是有点不认识“阳”这个字了？
“阳”这个字，似乎和中国地名紧紧地绑在一起。要是细细地数上一数，你会发现，这可不是巧合的“个案”。据记载，我国县级以上带“阳”字的地名，有120个左右。
难道，咱们古人给地区命名有一些奇怪的喜好？
是，也不是。
用“阳”命名，为啥？
中国古人给地区选择名字时，的确喜欢用“阳”字。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在河南省，带“阳”字的城市名称就有18个。
若是非要问缘故，必须得说说地理环境。来，看一张图，温习一下高中的地理重点知识。
请问，凭借图中给出的信息，如何判断哪边是阴坡，哪边是阳坡呢？
没错，关键要看雪线，雪线越高，说明日照越充足。如果再加上左上方的方位图，还能估摸出这个地区地处北半球。若记忆力非常不错，或许还能隐隐想起地理老师敲黑板说过的判断法则——“山南水北为阳。”
这便是问题的症结了。
据研究，“阳”在诞生之初便和太阳密切关联。在甲骨文中，阳写作“昜”，学者丁山将其注解为“昜者，云开而见日也。”在这样的逻辑推演下，“阳”字天然指向了太阳、光照、日出等自然现象。至于“阳”与“南”的联系，更和中国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中国自古以来自然资源丰富，河流山川众多，古人尤其喜欢根据所在地的环境给地方命名。“山南水北为阳”，其实出自西汉时期的《谷梁传》，文载：
“水北为阳，山南为阳。”
中国地处北半球，太阳基本从南面照射而来，这决定了山的南麓日照效果更好，成为阳坡。山的北麓不仅日照少于南坡，冬季还可能会与冷空气“面对面”，得名“阴”坡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大多呈东西走向，自西向东流，受到重力作用，会产生顺时针的转向，水流多冲刷南岸，南岸地势多低湿，光照少，故有“水南为阴”一说。
大多数以“阳”命名的地区，都源此得名。比方说，地处河南省西北部的洛阳市，据《寰宇通志》记载，“地居洛水之北，故曰洛阳。”也就是说，因为位于洛水的北岸，所以得名“洛阳”。洛阳傍水而名，湖南省岳阳市则是依山得称的典型。《今县释名》文载：“城内有巴邱山，一名天岳山，又幕阜山亦谓之天岳，地据其阳，故曰岳阳。”
那为什么带“阳”的地名会如此之多呢？
这与人们的生产和聚居习惯有关。山的南麓、水的北岸往往光照充足，夏季降水更充沛，同时，因为受到水流的冲击较小，土质更为结实，这些条件都非常适宜耕种，方便生产，自然也就成了人们聚居地的首选。
换句话说，住得多了，命名多了，留下来的地名也就多了。
地理因素之外，也有研究者认为，古人在地名的选择和使用中，颇好“阳”字，在这背后可能有更复杂的缘故。这时需要提起一个特殊的地名——河阳。
据考究，河阳泛指当今河南省内，黄河北岸的地区，这一名称现在已被弃用。《谷梁传》文载：
“天王守于河阳”。
“守”在这里，代表巡狩之意，指代上级对下级的视察。也就是说，周天子在河阳，视察诸侯，并接受诸侯王们的朝觐。但学者发现，在《竹书纪年》的记载中，事实发生了大转变，成了“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这个“会”字颇值得寻味。“会”意为“会见”，换句话说，原本应该是上级视察下级，周天子稳坐朝堂，诸侯前来觐见，却变成了周天子去晋国，在晋国会见诸侯国君。依据当时的诸国国力形势，学者判断，真实情况应是后者。那为什么《谷梁传》要做如此记录呢？另外，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河阳”呢？
按学者推论，这是在给周天子“挽尊”。作为宣扬和谨遵周礼的儒学经典，《谷梁传》总不能直接承认，高高在上的周天子被诸侯“呼来唤去”，至少在字面上得维持住周王朝的面子。
对“河阳”的强调更是如此。山南水北为阳，就像太阳东升西落，规律所在，秩序所在，万万不可动。这也被视为儒家的“春秋笔法”，晋文公再跋扈，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如同不能违背天子为尊，诸侯次之的等级秩序。
这也不难解释，
为什么“阳”字地名多出自我国中原地区，最早以阳得名的“安阳”，便是重要的中华文明发源地，这和我国以中原为中心，向四周逐渐扩散的社会格局正好适配
。
秦一统中国后，这样的命名方式从中原逐渐向四方扩展，所以现在，在广阔的中国疆域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带着“阳”字的地名。
“阴”，被抛弃了吗？
说到此处，大家或许会在心里嘀咕，“阳”成了众人选，那“阴”字呢？不可否认的是，“阴”字在我国地名中的使用相对较少。
阴，古文作“舎”，表示“正在旋转团聚的雾气”。“阴”字和地名的缘分也得追溯到《谷梁传》。《说文解字》段玉曾裁注：“《谷梁传》曰‘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注云‘日之所照为阳’，然则水之南，山之北为阴可知矣。”
若考虑地理因素，“阴”地的环境条件相对没那么适宜生产，形成的大型聚居地相对较少，保留下来的地名自然不多。但并不代表着“阴”字被直接抛弃，细数下来，还是有带“阴”字的地名，比如河南省北部的汤阴县，便是地处汤水之南，得名“汤阴”；位于陕西省的华阴市，则立于华山之北，所以被称为“华阴”。山东省临沂市的
蒙阴县，位于蒙山之北而得名。
再者，“阴”地、“阳”地与生产条件优劣之间的关联，受古时较低生产力水平影响，尤其是山脉和河流，更是中国古代城市军事防御和交通运输的重要资源，以此设依据、分高下，自然被古人们奉为圭臬。
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用“阴”“阳”命名的地名不断减少。有学者曾绘制过一张“阴”“阳”地名的分布图，其中许多古地名已经消失。与之相伴的，是二者逐渐缩小的区位条件差距，换句话说，居于阴或是处于阳，都会赋予一个地区不同的发展优势。
比方说，地处长江之阴的江苏省“江阴市”，北枕长江，地处江尾海头，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早在唐代便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北宋时期则成为地区商业中心，南宋成为11处市舶司
（务）
之一，往来繁华，尽数化为王安石笔下的七言绝句——
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革开放的洪流伴随长江的哺育，为江阴带来了更多的发展可能，也为其冠上“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全国县域经济和综合发展十六连贯”的美誉。
其实，在鲜明地择“阴”选“阳”之外，学者还发现了其他一些与此相关的命名法则。大家所熟悉的“玄武门”“朱雀街”就直接受到了这些法则的影响。
中国古代方位讲究坐北朝南，前方为南，曰“阳”；后方为北，是为“阴”。
据考究，《周易》建立起来的阴阳五行说规定，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着青、赤、黄、白、黑几种色彩，又分别对应东、南、中、西、北的方位。以“南”为例，南属于“阳”，代表赤色，而朱雀被视为红色的吉祥之鸟，所以中国古代都城的南大门被称为“朱雀门”，“玄武”作为一种黑色的乌龟，则被用于北面城门、街道的名字中。
如此，“阴”“阳”的使用在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下，添了几许文化与历史渊源。
“阴”“阳”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其实，地名中的“阴”“阳”只是二者相伴相生的一个缩影。“阴”“阳”之间的“纠缠”早就融入了中华五千载历史文明的长河中，掺杂着古人对自然和生命的哲学读解，成为一个鲜明而独特的注脚。
要溯“阴”“阳”，绕不开《周易》。《周易》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易·系辞》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被普遍认为就是阴阳。
后来，“阴阳”概念被融入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现象思辨中。范蠡曾将阴阳概念和兵法结合，将隐蔽退守称为“阴”，显露进攻指为“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把“阴阳”概念上升到了哲学范畴，将阴、阳从最简单的自然现象拔高为事物最基本的对立面，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涵盖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人类的认知法则等等。
潜移默化中，阴阳概念悄然融入中国先民的生产生活，如细雨微风般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 阴阳文化的出现、发展和繁盛根源于古人对自然的观察和思考，关联着中国文化中对“天人合一”这一普世议题的笃思和追问。钱穆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正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这是一种简单朴素的人文思想，却也是原始本初的生命哲学，也饱含先民对待自然、生活和自身的豁达与慈悲。
悠悠中华千年文明，生生不息繁衍至今，便是一张简单的地图，几处特别的地名，细品慢咂之下，亦是厚重、深邃。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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