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类被“严重高估”的名人，尤其值得今人回味的，当属宋代和明代，两位至今仍“声名赫赫”的“著名政治家”。
首先一位，就是北宋政坛上如雷贯耳的大牛，著名的“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在后世也享尽景仰。以人品说，司马光刚正不阿，且“不取非色，不近非财”，标准的职场模范。以“史学”和“文学”的成就说，司马光也是实至名归，一部《资治通鉴》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经典。但是，以“政治家”来说，这位常被后人冠以“一代名相”的“风云人物”，却是严重的不合格。
因为这位“名相”，一辈子都有个致命的毛病，按现代的话说，就是“不负责任的偏执”。司马光的这个“毛病”有多严重？可以先看一桩王安石变法时的“小事”：他一度受命“知永兴军”，拼命反对“新法”的他，到了当地就愤怒开炮，大骂“唯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且把这些“新法”祸国殃民的场景，说得有鼻子有眼，却把宋神宗气得哭笑不得：这“青苗助役”法还只是个构思，根本就还没实行呢？
如此“为骂而骂”的风格，作为文人，顶多是个笑话，作为大权在手的政治家，后果也可以想。
待到一生矢志变法的宋神宗与世长辞，憋屈了多年的司马光风光拜相，在太后的撑腰下大权在手。他这“毛病”也到了巅峰，当年还只是“为骂而骂”，这下却是“为反对而反对”。只要是“新法”支持的政策，别管效果好坏，犯在他手里说砍就砍。“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说砍就砍，曾造就大宋“戎具精劲”的军器监也被废除，甚至，就连大宋将士浴血收复的西北国土，也被他大手一挥，几年后大片割给了西夏……如此操作，当时不但“变法派”不理解，就连许多曾与他一样，曾极力反对“变法”的旧党，也是连呼想不到。比如曾是坚决“反变法派”的范纯仁苏轼等人，特别是因为“反变法”受尽磨难的苏轼，经过多年民间浮沉，早已看懂了“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效果。宋神宗驾崩伊始，他们也曾苦口婆心，阻止司马光的“为反对而反对”，然后也被司马光骂得狗血淋头。硬骨头的苏轼，还愤怒“回赠”司马光一个“名号”：司马牛！但别管怎么反对，凭着这一股子“牛劲”，司马光终于办成了他要做的事，“效果”也是实打实。宋神宗驾崩前，大宋国库充裕，钱粮足够支用二十年。司马光“当家”后，把新法来了一顿“废除”，大宋看上去国泰民安了，没几年财政就捉襟见肘，到了几年后高太后去世时，已是“帑禀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水旱相继”。边境上更被西夏一拨接一拨暴打，一头栽进“积贫积弱”的历史大坑。
如此“政治业绩”，也正如数百年后，明末学者王夫之那声愤怒抨击：“温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废实，二曰防弊而启愚，三曰术疏而不逮。”大宋这个“家”，就被这么一位名声好却乱发力的“名相”，稀里糊涂败了。而说起与司马光类似，也至今常被高估的“明代风云人物”，更得说说一位“野史”里常见的“正义人物”：徐阶。
在诸多以“打严嵩”为主题的明代野史戏曲影视剧里，徐阶堪称是著名的“正义力量”。放在明代历史上，他也同样是“扳倒大奸臣严嵩”的主导者。严嵩倒台后，那场再造明朝辉煌的“隆万中兴”里，一度官居内阁首辅的徐阶，也被看成这场“中兴”的中流砥柱人物。但以工作成果说，他确实被“夸大”了。
当然，这里的“夸大”，并不止说这位“清流”首辅，那坐拥六万亩土地的“经济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工作效果问题。
徐阶作为“首辅”的业绩，主要集中在嘉靖晚期至隆庆早期，以各类史料的夸赞说，那段时期他“以威福还主上 ,以政务还诸司, 以用舍刑赏 还公论”，确实做了很多顺应人心的好事。比如“平反冤狱”等大事，效果更是“朝野号恸感激”。但是，对于嘉庆隆庆之交的明王朝来说，这点事，根本解决不了核心难题。
因为当时明王朝的最大难题，是积弊日深的腐败。经过嘉靖年间吏治的“放飞”，特别是严嵩父子二十年如一日的胡糟，明王朝的吏治，发展到十六世纪中期时，就已是一片触目惊心。以明朝改革家张居正的哀叹说“政以贿成，财货上流”。行贿受贿都成了家常便饭的事情，各种腐败到习惯的景象，甚至叫张居正发出“岂有异于汉唐末世”的惊呼。腐败，已经成了此时明王朝的生死大事。
但对这生死大事，徐阶的态度，却是能糊弄则糊弄，作为一位精于权术的老官僚，懂得收揽人心的徐阶，却不会轻易去碰“治腐败”这个高压线。他担任首辅时，做的最多的并非整顿吏治，而是“讲学”。身为阳明心学高徒的他，首辅大权在手，也就热衷于“学术活动”。嘉靖晚期至隆庆早期，他凭着首辅的身份，主持了多次“讲学”活动，效果“听者跃然”，但根子上说，就是助长了大明朝的“务虚”风气。也就是在这火热的“讲学”活动里，看上去一片“学术气氛浓厚”的大明朝堂，却是“言不出口为淳厚，推奸避事为老成……虚默高谈为清流”。大明朝“贪风牢不可破”，等于“贪病”没治了，又平添了“懒”病。“讲学”火热的官员们，更是“垂首丧气，无复志节”。越嘴里念着公忠体国，越是无节操堕落。不得不说，这就是徐阶首辅的“好业绩”。
直到隆庆三年起，铁腕首辅高拱接替徐阶，随即开始了刮骨疗毒般的反贪操作，严惩一切贪腐现象，对各种流行多年的“潜规则”零容忍。以隆庆年间大明朝堂“官不聊生”的代价，换来“是以数年之内，仕路肃清”的好成果，真正开启了国富民强的“中兴大业”。以这个意义说，治国先治腐，不能靠嘴上的好名声，却得靠实打实的政策。
参考资料：杨硕《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陈明光《宋神宗传》、岳天雷《高拱的惩贪及其代价》《由保守到改革：明代隆庆政局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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