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休假制度起源于何时，此事已然难追其详，但至少在秦代乃至秦代以前，已经有了明确的官吏公休规定。刘邦在秦代任泗水亭长时，好酒好色，酒钱屡赊，傲慢自负，轻侮下属，乃是放纵之人一个，并且「常告归之田」，即经常甩手休假回到乡间的家里，自在一下。相对于在泗水亭的公务随身而言，这当然属于一种放松和休闲了。而「告」字的释义，乃「休假名也」。
早期的官方公休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逢遇重要的传统民俗节日而休假，以便进行节日习俗活动；另一类就是每月获有固定的例行休假，以事休歇。这种公休假的基本模式，延至今日依然如是。
先秦及秦汉时期人们的生活条件有限，沐浴则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搓洗干净便成为休假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说文解字》称：「沐，濯发也。」「浴，洒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名目颇细，「沐浴」则是对全身清洗的简言统称。
古人不剃发，洗发浴身颇为费时费力，休息之日也就成了不可忽略的洗沐之日，于是，人们也就以洗沐之事代指休假，将公休称之为「休沐」，将公休之日称之为「沐日」。
北宋人高承《事物纪原》中称：「然则休沐始于汉。」其实公休之事，汉代以前想必即有，但就文献的记载而言，及至汉代，休沐制度才被正式固定下来，官方的此项安排由之走上正轨。《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也就是说，上至公卿百官，下至普通吏员，每五天有一天可以归家，放松身心，洁身净体，因而，「休假亦曰休沐」。
令身体上下一净，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为了这种天然的快感，古罗马曾修建起巨大豪华的浴场。但堂堂华夏乃崇礼之邦，沐浴这等大事不可能与礼仪之绳不甚相干。中国的沐浴行为，上至祭神祭祖，下至个人生活，很早就纳入了循礼的范畴。古人对身体裸露颇有禁忌，出于男尊女卑和身体禁忌，即使夫妻在家中也不可共室而浴，《礼记·内则》云：「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湢，乃浴室也。至于《庄子》中说卫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庄子·杂篇·则阳》），与三个妻子一同洗澡，那是非同一般的特权者之流，身份不一样，其行为另做别论，或者只看做是游龙戏凤的妙举算了。
汉代的官吏，工作日一般不回家，住在官署的吏舍中，因此，当时官吏们进行沐浴，只能归至家中。而且，《礼记·内则》中说，侍奉父母，要「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即每五天就要让父母洗一次热水澡，每三天就让他们洗洗头。至于公共浴室的出现，那是迟至近千年后唐宋时期的事了。
对于官吏群体而言，公休日是值得珍惜的时光。「每五日洗沐，归谒亲」，这是中国最早的「五日工作制」。此日官吏们可以与家人团聚、侍亲、休歇洗浴，或进行其他闲暇活动，这是相对自在而洒脱，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自我消遣，获取个人乐趣的日子。
在这种公余之日，人们在休沐而外的闲暇行为自然五花八门，有的自我奋进，有的嬉戏聚友，有的则为生计所困，无暇安歇，等等，不一而足。
曾任过高官尚书令、河内太守之职的宋均，少年时即是个小小才俊。年方十五而有志于学，沉迷于经书典籍，不但熟知《诗经》、《礼经》，对于疑难问题亦有高论。每至休沐日，即是他乘机求教的大好时机，每每不耻下问，聆教于博学之士，是励志后学，孜孜以自我提升的好楷模。
对于贫蹇之士来说，闲暇遣兴则是一个奢侈的词汇。
汉代有名的隐士尚子平，早先在县城做功曹之类的小官，由于家境窘困，每至休沐日，即进山担柴，卖钱以补贴家用，「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饮食」。迫于生计压力，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休假闲暇。尚子平后来遁世当了隐士，漫游名山，土鸡变凤凰，翩然进入游闲的最高境界，那是后话。
有的人每有闲暇则全心身追求自己特殊的乐趣。如改进造纸术的蔡伦，对造纸之事痴迷若狂，休沐日即闭门谢客，不辞辛劳来到乡间作坊悉心考察，正是执着于此事并乐在其中，才发现了更好的造纸材料。有志者事竟成，既实现了自我，又造福于社会，这乃是休闲活动中的上乘行为。
但也有的人心性半残，修为亏缺，一到休沐日，便只顾自我开心，藐视公德，横行斜走，肆意妄为。如有一位南阳郡吏，他的嗜好是在休沐的日子，跑到市井中胡天胡地、嬉戏疯闹一番，「好因休沐，游戏市里，为百姓所患」。在公众场合公然骚扰乡邻，凭恃自己是个官身，不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
也有些谦逊识礼的官员，利用休沐日以访友交游，结谊嘉客。汉景帝时任太子舍人的郑当时，一至休沐之日便在长安郊外置备快蹄驿马，骑乘拜会故老，看望宾朋，「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忙得昼夜不分，还总是担心遗漏了应该看望之人。如此这般仰慕长者，结交「天下有名之士」，亦是值得称道的行为。虽然太史公为其慨叹而引述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但广交朋友，礼遇他人，终究不错。
休沐日中也有公而忘私者，一心埋头公务，无暇他顾。汉和帝时，一度专权的外戚窦氏败落，尚书令韩棱受命典查其案。韩某人为此夜以继日，「数月不休沐」，忙得昏天黑地，不辨春秋，「帝以为忧国忘家，赐布三百匹」。
由于休假是件愉悦身心的美事，西汉宫中，还出现过花钱买假之事。汉宫中的宿卫郎，担负护宫之责，平日不得擅离，被禁束在宫墙之内，颇为憋屈。但如果有家境宽裕者肯出钱填补一些宫中的财用，就得以破例获准潜出宫门，自在一下，优哉游哉一番。更有甚者，那些家资雄厚的「豪富郎」们，囊实气壮，大把掷钱，甚至可以天天买闲，「日出游戏」，作逍遥之游，纵兴在宫外找乐子。而那些囊中羞涩者，无钱打理，则如同墙中之囚，「或至岁余不得沐」，一年到头都轮不上休息。差别如此悬殊，公道全无，以致宿卫主管郎中将杨恽不得不横眉冷眼，肃整风纪，责令宫中宿卫所有人等，「皆以法令从事」，不得舞弊偷闲，在休沐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为了拥闲而行贿出宫，这大概是史有记载的最早的以获取闲暇为目的的腐败行为了，这恰恰从反面昭显了自由闲暇对人的重要性。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行走中，休假从来都是一种珍贵的权利和资源。时至今天，依然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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