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原本是没有椅子的,也没有现代吃饭用的大圆桌,人们普遍都是跪坐着交谈、读书、吃饭、休息等。可以说,中国古人初始的生活起居状态就是一种“平面风格”——席地而坐,择地而卧,身体受力重心不离“地面”。但是,自从西方的椅子传入中国后,就改变了中国人的起居方式,将“平面”变为“立体”。
椅子改变了中国人的起居方式
与“平面”相对的,是西方人的“立体”起居方式——即身体重心离地,以椅、凳作为支撑工具。
其实,人类很早就学会坐了。第一把椅子出现于石器时期,椅子应该是从凳子发展而来的,贯穿于“苏美尔文明”整个时期,椅子都在使用。古埃及文明一开始就有椅子,古埃及的椅子发展已经很丰富,皇室椅子的制作非常精美,扶手和靠背都已完整出现。下图是古王国第4王朝胡夫法老的母亲Hetepheres I的椅子(大约4500年前),是从吉萨金字塔旁边的一个墓中出土的。
椅子相对于中国古老的文明来说,完全属于舶来品,自从椅子进入中国并被普及以后,中国人的起居方式,也就渐渐由平面变为立体,由席地而坐变为垂足高坐。中国人从席地而坐到习惯垂足坐椅,其过渡时间大致在五代至北宋之间。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早已习惯坐着椅子、伴着高高的桌子生活,其实这本是“西式”的起居方式,西式起居与中国文明结合,博大包容之下或许亦多少有着原生文明的失落。
但只要想一想,那时的人们长期以来在地上生活惯了,对于平民老百姓而言实在没必要在居室里增添这么一个多余物件,而且也缺乏来源渠道。因此终唐一代,椅凳并没有影响、改变大部分人的生活习惯。而大规模使用椅子始于宋朝,这基本成为共识。
从席地跪坐到垂足胡坐
唐代以前的人们,在室内仍以席为主,人们的主流坐姿仍然是席地而坐。需要一提的是,席地坐也是有规矩的,必须跪坐,当时称之为正坐。
跪坐就是臀部放于脚跟上,上身挺直,双手规矩的放于膝上,身体气质端庄,目不斜视。有时为了表达说话的郑重,臀部离开脚跟,叫做“长跪”,也叫“起”。在《后汉书·列女传》中“乐羊子妻”劝丈夫拾金不昧时,就用这个姿势说话。
有句成语叫“促膝谈心”,是说两个人跪坐在地上的席子上谈话交流,越谈越亲密,不知不觉地越来越近,膝盖都碰到一起了。在今天,人们用“促膝谈心”来形容亲密地交谈心里话。
至于随意地盘腿而坐,古人称胡坐。同样是坐地,“正坐”与“胡坐”相差很大。胡坐以卑贱不恭的臀部着地,把“不洁”的足部正面示人,无论对自然还是对他人的恭敬都大打折扣。因此很长时间里,胡坐被华夏礼仪看作失礼的表现(胡坐,顾名思义即胡人的坐姿)。
为什么说椅子让中国走向衰落
跪坐才是华夏古人的标准坐姿。虽然进入隋唐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具有文化包容力和兼容并蓄的时代,社会已经不那样强烈地排斥胡坐了,但是跪坐(正坐)仍具有传统礼法的地位。不过唐朝后期,文人的地位越来越低,武夫占据了社会的统治阶层,社会风气日渐堕落,大唐迅速走向衰亡,可能与“胡坐”越来越流行有着巨大关系,后文会说到原因。
关键的变革发生在宋朝
宋朝社会,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中国进入平民时代,市井的活跃,经济的繁荣,使椅子终于在全社会普及开来,以至上至皇家,下至平民,都坐到了椅子上生活,中国人的起居方式终于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平面”变成了“立体”。
这种改革给中国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不要小看这个变化,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但影响了建筑风格、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等,更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理和精神气质,让中华璀璨的文明进程走向衰落。宋朝以后,中国人的思维从此渐趋僵死、老迈、枯燥、压抑……
椅子的舶来,使跪坐消亡
由于不坐地了,所以就用不着脱鞋了,中国人曾跟日韩人一样的除履席居的习惯就此革除。而由于坐在椅子上比坐在地上高出了许多,所以桌案也必须升高以求适应,桌子高了,一系列的家具也随之升高,相应的,房间窗户也要升高,进而导致建筑结构的变化等等……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变化,从“跪坐”到“椅坐”, “立体”起居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理和精神气质。
跪坐是华夏古人的传统坐姿,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家居态。与跪坐相得益彰的是中国人宽大飘逸的汉服,跪坐在席上,最能体现中国文明端庄、肃穆、宁静、谦恭等礼仪风范。然而由于椅子的到来和普及,这种优美的身体符号没了。
反过来想想,穿着宽大飘逸的汉服,坐在高高的椅子上,依着高高的桌子,仔细想想,是不是少了一点纯正的味道?而西方人的紧衣窄袖坐在椅子上才好看,可如果穿那样的服装跪坐于地,不也显得很别扭吗?我们古人宽大飘逸的汉服,只有用跪坐的身形,才能充分地展示其雍容、端庄、宁静、谦恭的美韵。
跪坐的消亡,使中国人的性格发生了变化
跪坐作为一个文化重要的符号标志,随着椅子的舶来,慢慢消亡在中华的文明中,随之消亡的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很多优良传统。
例如,朋友之间再也不可能“促膝谈心”了,夫妻之间也无法“举案齐眉”了……想想看,古人跪坐在席上,双膝相依四目相对,身体距离与心理距离都离得很近,很容易坦诚相待相互交心。
若是放到今天,两个人面对面坐在椅子上再“促膝”在一起,不但两个人自己觉得别扭,旁人看来也必觉得不伦不类。人与人原来诚挚地正面相对,变成了坐在椅子上侧身相顾,或是隔着桌子拉开了距离,坦诚、信任的品格从此渐失……
正因为在历史上摈弃了跪坐(正坐)的礼俗,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也变了——端正平稳变成了歪斜不定,原本的典雅变成了渐沾市侩粗俗与慵懒散漫之气。
而席居生活,实为一种“大起大落”的生活——坐卧得低,突然站起便显得高,因为中间落差的距离很大。这种“大起大落”天生就是“四平八稳”的反义词,容易形成一种果敢、锐利和具爆发力的性格。
而当中国人普遍都在高桌高椅高床上生活了以后,由于坐卧站立的距离落差小了,“大起大落”的感觉便没有了。奇妙的是,这时候中国人的性格也走向了四平八稳,并且用“中庸”来解释自己四平八稳的合理性,把古人的哲学概念也拖进庸俗的境地。
跪坐的消亡,固定了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
现在,已经有人在医学的角度上,发觉正坐对中国古人思维的影响了。不少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冥思苦想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走动,这时候,脑中灵光一闪……医学上的解释大意是从地上跪坐的状态突然站起,由于距离落差大,体内“气血”上冲,刺激脑部神经,使大脑思维功能瞬间加强,这种情况下更容易诱发灵感的迸发。
古代文人在思考、写作的时候,由于思绪翻飞,难免会围绕着案几站站坐坐(没有椅凳羁绊,站站坐坐很容易),多少哲思的火花,便在那许多次站起后的瞬间闪现。
我不敢武断地说这种“站站坐坐”就等于在提高智力,但古人一会儿贴着地面思考,一会儿又凌空思考,这种大落差的转换或许会带来心理上的变化体验,从而影响到思想的性格特点,以至影响、形成一个民族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和文化心理。
中国文明最大部分的智慧成果也正是产生在那个席地跪坐的时代,尤其在正坐习俗最盛的周、秦、汉、魏、晋时代,是中国人最具灵性的时代,全面固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征。
跪坐的消亡,减弱了中国人的优势思维
纯粹的华夏哲学精神就是跪于天地之间思考,这是典型的东方思维修炼,讲究的是顿悟,是灵光的闪现,是一瞬间就使思维达到终点。
与之对应的西方人思维,反倒是一种四平八稳的思维,它不讲究顿悟,不需要太灵光,重视的是过程,重视老老实实地推论,所以西方人的逻辑演绎能力强于中国人。客观地说,这两种思维各有优长,由于文化背景各异,很难兼而优之,但是,要俱失之却并不难!
也许是巧合,自中国人普遍地从地上站起坐到椅子上去以后,中国人的思维从此走向僵化,曾经有过先秦的深邃、魏晋的灵睿、盛唐的飞扬,而自宋以后,则渐趋僵死、老迈、枯燥、压抑。
中国人一贯擅长的东方思维能力亦步亦趋地下降,只有在禅学中还得到了几许继承,而逻辑思维更是自古以来的弱项,从此以后,中华文化呈萎缩不前之势,盖因中国人的优势思维正在减弱,而劣势思维也未能增强之故。
跪坐的消亡,丢失了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
其实正坐的优处还不只如此,它真正的意义是吻合中国古人的哲学思维和对待天地的态度。坐于地,表达了对大自然的亲近,而采取跪坐,则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这正是华夏文明的原道精神;与之相对的是西方人“凌空而起”的“立体”起居,象征着疏远自然、不敬天地,故西方人热衷改造自然。
当中国人全部习惯坐椅子的时候,这时的日本人突然又模仿起中国古人的跪坐了(朝鲜人更习惯盘腿坐,也即胡坐)。因此今天我们不要鄙夷日本人喜欢跪坐,他们是我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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