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原本是没有椅子的，也没有现代吃饭用的大圆桌，人们普遍都是跪坐着交谈、读书、吃饭、休息等。可以说，中国古人初始的生活起居状态就是一种“平面风格”——席地而坐，择地而卧，身体受力重心不离“地面”。但是，自从西方的椅子传入中国后，就改变了中国人的起居方式，将“平面”变为“立体”。
椅子改变了中国人的起居方式
与“平面”相对的，是西方人的“立体”起居方式——即身体重心离地，以椅、凳作为支撑工具。
其实，人类很早就学会坐了。第一把椅子出现于石器时期，椅子应该是从凳子发展而来的，贯穿于“苏美尔文明”整个时期，椅子都在使用。古埃及文明一开始就有椅子，古埃及的椅子发展已经很丰富，皇室椅子的制作非常精美，扶手和靠背都已完整出现。下图是古王国第4王朝胡夫法老的母亲Hetepheres I的椅子（大约4500年前），是从吉萨金字塔旁边的一个墓中出土的。
椅子相对于中国古老的文明来说，完全属于舶来品，自从椅子进入中国并被普及以后，中国人的起居方式，也就渐渐由平面变为立体，由席地而坐变为垂足高坐。中国人从席地而坐到习惯垂足坐椅，其过渡时间大致在五代至北宋之间。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早已习惯坐着椅子、伴着高高的桌子生活，其实这本是“西式”的起居方式，西式起居与中国文明结合，博大包容之下或许亦多少有着原生文明的失落。
但只要想一想，那时的人们长期以来在地上生活惯了，对于平民老百姓而言实在没必要在居室里增添这么一个多余物件，而且也缺乏来源渠道。因此终唐一代，椅凳并没有影响、改变大部分人的生活习惯。而大规模使用椅子始于宋朝，这基本成为共识。
从席地跪坐到垂足胡坐
唐代以前的人们，在室内仍以席为主，人们的主流坐姿仍然是席地而坐。需要一提的是，席地坐也是有规矩的，必须跪坐，当时称之为正坐。
跪坐就是臀部放于脚跟上，上身挺直，双手规矩的放于膝上，身体气质端庄，目不斜视。有时为了表达说话的郑重，臀部离开脚跟，叫做“长跪”，也叫“起”。在《后汉书·列女传》中“乐羊子妻”劝丈夫拾金不昧时，就用这个姿势说话。
有句成语叫“促膝谈心”，是说两个人跪坐在地上的席子上谈话交流，越谈越亲密，不知不觉地越来越近，膝盖都碰到一起了。在今天，人们用“促膝谈心”来形容亲密地交谈心里话。
至于随意地盘腿而坐，古人称胡坐。同样是坐地，“正坐”与“胡坐”相差很大。胡坐以卑贱不恭的臀部着地，把“不洁”的足部正面示人，无论对自然还是对他人的恭敬都大打折扣。因此很长时间里，胡坐被华夏礼仪看作失礼的表现（胡坐，顾名思义即胡人的坐姿）。
为什么说椅子让中国走向衰落
跪坐才是华夏古人的标准坐姿。虽然进入隋唐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具有文化包容力和兼容并蓄的时代，社会已经不那样强烈地排斥胡坐了，但是跪坐（正坐）仍具有传统礼法的地位。不过唐朝后期，文人的地位越来越低，武夫占据了社会的统治阶层，社会风气日渐堕落，大唐迅速走向衰亡，可能与“胡坐”越来越流行有着巨大关系，后文会说到原因。
关键的变革发生在宋朝
宋朝社会，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中国进入平民时代，市井的活跃，经济的繁荣，使椅子终于在全社会普及开来，以至上至皇家，下至平民，都坐到了椅子上生活，中国人的起居方式终于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平面”变成了“立体”。
这种改革给中国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不要小看这个变化，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但影响了建筑风格、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等，更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理和精神气质，让中华璀璨的文明进程走向衰落。宋朝以后，中国人的思维从此渐趋僵死、老迈、枯燥、压抑……
椅子的舶来，使跪坐消亡
由于不坐地了，所以就用不着脱鞋了，中国人曾跟日韩人一样的除履席居的习惯就此革除。而由于坐在椅子上比坐在地上高出了许多，所以桌案也必须升高以求适应，桌子高了，一系列的家具也随之升高，相应的，房间窗户也要升高，进而导致建筑结构的变化等等……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变化，从“跪坐”到“椅坐”， “立体”起居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理和精神气质。
跪坐是华夏古人的传统坐姿，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家居态。与跪坐相得益彰的是中国人宽大飘逸的汉服，跪坐在席上，最能体现中国文明端庄、肃穆、宁静、谦恭等礼仪风范。然而由于椅子的到来和普及，这种优美的身体符号没了。
反过来想想，穿着宽大飘逸的汉服，坐在高高的椅子上，依着高高的桌子，仔细想想，是不是少了一点纯正的味道？而西方人的紧衣窄袖坐在椅子上才好看，可如果穿那样的服装跪坐于地，不也显得很别扭吗？我们古人宽大飘逸的汉服，只有用跪坐的身形，才能充分地展示其雍容、端庄、宁静、谦恭的美韵。
跪坐的消亡，使中国人的性格发生了变化
跪坐作为一个文化重要的符号标志，随着椅子的舶来，慢慢消亡在中华的文明中，随之消亡的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很多优良传统。
例如，朋友之间再也不可能“促膝谈心”了，夫妻之间也无法“举案齐眉”了……想想看，古人跪坐在席上，双膝相依四目相对，身体距离与心理距离都离得很近，很容易坦诚相待相互交心。
若是放到今天，两个人面对面坐在椅子上再“促膝”在一起，不但两个人自己觉得别扭，旁人看来也必觉得不伦不类。人与人原来诚挚地正面相对，变成了坐在椅子上侧身相顾，或是隔着桌子拉开了距离，坦诚、信任的品格从此渐失……
正因为在历史上摈弃了跪坐（正坐）的礼俗，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也变了——端正平稳变成了歪斜不定，原本的典雅变成了渐沾市侩粗俗与慵懒散漫之气。
而席居生活，实为一种“大起大落”的生活——坐卧得低，突然站起便显得高，因为中间落差的距离很大。这种“大起大落”天生就是“四平八稳”的反义词，容易形成一种果敢、锐利和具爆发力的性格。
而当中国人普遍都在高桌高椅高床上生活了以后，由于坐卧站立的距离落差小了，“大起大落”的感觉便没有了。奇妙的是，这时候中国人的性格也走向了四平八稳，并且用“中庸”来解释自己四平八稳的合理性，把古人的哲学概念也拖进庸俗的境地。
跪坐的消亡，固定了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
现在，已经有人在医学的角度上，发觉正坐对中国古人思维的影响了。不少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冥思苦想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走动，这时候，脑中灵光一闪……医学上的解释大意是从地上跪坐的状态突然站起，由于距离落差大，体内“气血”上冲，刺激脑部神经，使大脑思维功能瞬间加强，这种情况下更容易诱发灵感的迸发。
古代文人在思考、写作的时候，由于思绪翻飞，难免会围绕着案几站站坐坐（没有椅凳羁绊，站站坐坐很容易），多少哲思的火花，便在那许多次站起后的瞬间闪现。
我不敢武断地说这种“站站坐坐”就等于在提高智力，但古人一会儿贴着地面思考，一会儿又凌空思考，这种大落差的转换或许会带来心理上的变化体验，从而影响到思想的性格特点，以至影响、形成一个民族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和文化心理。
中国文明最大部分的智慧成果也正是产生在那个席地跪坐的时代，尤其在正坐习俗最盛的周、秦、汉、魏、晋时代，是中国人最具灵性的时代，全面固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征。
跪坐的消亡，减弱了中国人的优势思维
纯粹的华夏哲学精神就是跪于天地之间思考，这是典型的东方思维修炼，讲究的是顿悟，是灵光的闪现，是一瞬间就使思维达到终点。
与之对应的西方人思维，反倒是一种四平八稳的思维，它不讲究顿悟，不需要太灵光，重视的是过程，重视老老实实地推论，所以西方人的逻辑演绎能力强于中国人。客观地说，这两种思维各有优长，由于文化背景各异，很难兼而优之，但是，要俱失之却并不难！
也许是巧合，自中国人普遍地从地上站起坐到椅子上去以后，中国人的思维从此走向僵化，曾经有过先秦的深邃、魏晋的灵睿、盛唐的飞扬，而自宋以后，则渐趋僵死、老迈、枯燥、压抑。
中国人一贯擅长的东方思维能力亦步亦趋地下降，只有在禅学中还得到了几许继承，而逻辑思维更是自古以来的弱项，从此以后，中华文化呈萎缩不前之势，盖因中国人的优势思维正在减弱，而劣势思维也未能增强之故。
跪坐的消亡，丢失了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
其实正坐的优处还不只如此，它真正的意义是吻合中国古人的哲学思维和对待天地的态度。坐于地，表达了对大自然的亲近，而采取跪坐，则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这正是华夏文明的原道精神；与之相对的是西方人“凌空而起”的“立体”起居，象征着疏远自然、不敬天地，故西方人热衷改造自然。
当中国人全部习惯坐椅子的时候，这时的日本人突然又模仿起中国古人的跪坐了（朝鲜人更习惯盘腿坐，也即胡坐）。因此今天我们不要鄙夷日本人喜欢跪坐，他们是我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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