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开放，历史上的中国，还是唐朝最开放。唐朝的首都长安，是当时最繁荣开放的一个都城，是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纵观历史，前后都难以有一座城市可以与之相比。
唐朝的首都长安，是当时最繁荣开放的一个都城，是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纵观历史，前后都难以有一座城市可以与之相比。一个时代如果国内混乱，统治秩序动摇，对内怕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对外来文化，一定会排斥拒绝。唐朝在强盛时，政治上有健全的宰相制度，敢于听取尖锐的“异见”，文化上张开双臂，接纳东西南北的各方文化使者和经济客商。王国维的《读史》诗“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远人尽有如归乐，此是唐家全盛时”，可为写照。
当时各国人士，都争相来长安观光、旅游。唐太宗时，有康国(中亚古国，位于锡尔河至阿姆河之间)的人，献金桃银桃，种在皇家花园里面；唐玄宗时，又送来胡旋舞，连跳胡旋舞的舞女，一起送给唐朝。中亚的其它国家乃至大食国(阿拉伯帝国)，也都送来马匹等礼物。这些使者按照他们的风俗，不拜也不跪，唐朝的皇帝照样很高兴。不像清朝，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为了跪拜不跪拜，争论一个月。
当时长安还有很多外国贵族，因为各种原因前来，都受到唐朝政府的礼遇。他们在长安照样做官。不少人都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与唐朝的著名诗人往来相送，成为好友。有的外国贵族，在长安住久了，就娶唐朝女子为妻，落地生根，以华夏为故土。西域的安国有李抱玉、李抱真两兄弟，是唐朝有名的良将。还有一个叫朴球的新罗(古朝鲜)人，是唐朝的棋待诏，回去时，唐朝有官员写诗赠他，说：“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阙下传新势，船中覆旧图。”说你回去之后，应该没有敌手了。
日本一个叫晁衡的人，随遣唐使来留学，学成后留在长安做官，前后待了50年，与很多唐朝上层人士关系密切。天宝年间他归国，王维写诗送他：“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晁衡的船遇到风险，民间误传他可能死了，李白写诗哭悼：“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可见双方友谊之深。
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唐朝文化远播外域，同时也受外域文化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的很多乐器、生活用具、食物等，都带“胡”字，就是证明。野史笔记中有一种叫《东城老父传》，说当时的长安，唐人与胡人杂处，娶妻生子，致使“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唐朝人佩戴的首饰靴服也不同往昔。唐宪宗元和年间，长安流行胡服，所以白居易的《时世妆》说当时女性是“斜红不晕赭面状”，把面孔涂成红褐色，像歌舞伎一样。白诗又说：“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不仅面孔变了颜色，发式也奇形怪状，堆得高耸入云，摇摇欲坠，眉毛则画作低八字形。
唐朝的开放是全面的开放，是人心的充实，是社会的喜悦。但盛衰总是更替，当后来党争加剧，宫廷内斗到火拼的地步，唐朝的气象就黯淡下去。不过，即使是衰败的晚唐，文化照样发出微芒，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恰逢其时地出现了。只不知李白和杜甫会如何看待这些后来者的文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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