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在10月24日刊发了一篇文章《最迷汉服的，是穿破洞牛仔裤长大的90后》。这篇文章中，有诸多有待商榷的地方，但是提到“标准难以统一，是最大的顽石”，的确是目前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
长期以来，不管是网络上还是现实中，不管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什么样的衣服才算汉服？
具体表述：哪朝哪代的才算？哪种款式的算？哪种款式不算？以明末清初时间点为界限，界限之前的都算，界限之后的都不算吗？难道把历史上几种比较典型的款式通过人为的选择集中在一起，就成了“传统服饰”、“民族服饰”了吗？历史上存在大量的千奇百怪服饰，为什么你们选择的款式或特征就是，而其它的不是？
紧跟着的质疑就是，为什么你们选择的款式或特征（比如宽袍大袖交领右衽系带隐扣等等）是承载精神的形式，没有选择的那些服饰就不是承载精神的形式？
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汉服”这个概念是最近几年才兴起来的概念，是把历史上几种典型款式和特征筛选出来，人为地创造出来的文化概念，本身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本文有必要对以上观点进行批驳。
汉服历代多款式，基础制式贯穿始终
目前普遍人们对中国历史服饰文化所持有的观念和认知状况如下图：
从上图可知，大众包括学界，基本上都是从服饰断代史的角度出发，只关注最鲜明的、最吸引眼球的部分，只记住了每个朝代最具视觉冲击力和记忆点的特征，并且无限扩大该特征的鲜明性，以至于形成“一个朝代一种款式”的刻板印象。
影视剧的人物出于性格塑造和角色说明的缘故，一般都惯用极为夸张的服饰来脸谱化人物，甚至从头到尾只有这样一套服饰一种形象。这种舞台化与实际生活是相当有距离的。
笔者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古代汉服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不断在发展和积淀的服饰文化体系，就像一株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不断地分支分叉，不断地开枝散叶，随着时间不断地创造和融合进新的款式和元素，规模越来越庞大、体系越来越复杂。
因此下文我们用一棵树的生命周期来举例，说明此观点：
黄帝时期，华夏衣冠（汉服）诞生，处于幼苗阶段，主体是衣裳（裤）制。其实衣裳（裤）制是一种固定搭配的上下结构，与之前的披围式服装、贯头衣等有根本区别。
周秦时期，除了衣裳（裤）制外，分叉出来了新的形制类别，深衣制。枝枝叶叶虽然看起来眼花缭乱，但是主干就是一个，而且枝叶要受到主干的规范和制约。
随着时间推移，树儿越长越大，华夏衣冠（汉服）体系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这其中，自己生长分叉了更多的枝丫，也吸收了外来的元素形成了新的分支。每一个阶段，都有突出的特征，每一个横截面，都有独一无二的年轮。
无论是开花还是结果，与原先幼苗时候的形态天差地别，相去甚远，但是所有的表达都要受到主干的影响，从根本上讲，都是一个体系内的不同部分，而每一部分均带有整体的本质特征（这一部分可以用分形学、基因学的理论来研究）。
因此，汉服根本就不可能一个朝代一套体系，甚至一个朝代一种刻板印象。但是不管怎么生长，主干依然是主干，上衣下裳和上衣下裤这两种基础形制一直贯穿汉服体系始终。
关于整个体系的基础形制与每个时代特征的关系如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无论岁月变迁，基础形制只有不断增加的，一直贯穿始终，而在每个时代，基础形制表现出了具体的特征，带有浓烈的时代痕迹。
大体上衣裳/裤制是上下结构，而深衣制和通裁制为内外结构。它们互相是融会贯通的，并不是说，穿了衣裳就不能穿通裁袍衫了，或者说穿了圆领袍，衣裳制就废掉了。
汉服“树枝”≠汉服“树”但本质归属汉服“树”
目前这棵参天大树已经连根拔起，不存在了，只剩下了几根残枝、几片败叶、几朵花瓣和一些故事传说。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而否定这棵大树不是真实客观的？它的生命从不存在？枝叶和花朵长得完全不一样、文献记载每年都长得不一样，我们是否据此而说，从来没有什么“大树”？？？有人从这棵大树上截了一段，嫁接成盆景，那么我们可以说盆景就是这棵大树吗？
本文认为：汉族的服饰文化体系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客观事物。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的客观事物不仅是指物质文化，更是指存在于古代人（无论族别）头脑观念中的抽象概念，是古代人的共同认知、思想情感，而不是指作为殊相存在的具体文物。
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汉服运动的人们所要探讨的历史上的对象，除了留存下来的具体文物外，还有99.99%没有留存下来、但是曾经在时空中真切存在过的服饰；除了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性、文字化的服饰外，还有所有古人关于服饰的思想观念。除了存在着对服饰清晰明确的思想观念外，还有着清晰明确的区分界限和内在逻辑。
因此，襕袍从服饰史等单纯的物质文化角度来看，分明是上下通裁，应该归属到通裁类，但是笔者放在了深衣制，这是因为《隋书礼仪志》：“宇文护始命袍加下襕”，《新唐书车服志》：“太尉长孙无忌又议，服袍者下加襕。”有附会古深衣衣裳相连之意[1]。这种特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们的思想观念，自然是要从当时人们的“文化自觉”去理解和研究。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本文所称的“深衣制”，是指包括《礼记深衣》、江陵马山楚墓出土、马王堆汉墓出土、唐半臂、朱子深衣、黄宗羲研究深衣在内的所有实物和观念的抽象概念，是指在中国服饰史上，始终有着一个“上下连属”的服饰大类，这个大类有着明显的发展脉络，是从“上衣下裳”这个基础发展出来的，所以，并不是单纯地仅仅地以《礼记深衣》为绝对标准，所以深衣制的衣服不一定“下裳十二片”、不一定“被体深邃”。
本文所指的“深衣制”不能等同于《礼记深衣》篇的深衣制，具体内容后面介绍。上下分裁然后缝合在一起的服装款式多不胜数，也就是所谓的“连衣裙”，但是在汉服研究领域，这是判断是否是深衣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古人的思想观念，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当时本身就存在这样的服饰文化社会基础。隋唐时期的半臂和长袖衣，往往施加异色襕，其结构和穿法，与秦汉的深衣制的诸款式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上部分交领、有中缝、内外衽，上下分裁然后缝合在一起，区别在于秦汉的深衣制衣服多用于外层衣物，袖子宽长、下半部分衍生出很多花样；隋唐的深衣制衣服多用于中层起衬衣的作用，半袖、下半部分较短窄。
▲敦煌莫高窟116窟盛唐弥勒经变之“树上生衣”，穿在袍内的暗红带碧襕的半臂衣[2]
对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深衣类直裾袍服，可能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了解服饰文化发展脉络中，变与不变的辩证问题。
去掉面料的厚薄、花纹和色彩、去掉衣缘、抛开袖子长短和下裳的长短，抛开外袍和衬衣的用途，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
是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甚至于一眼看上去根本看不出它们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需要我们动脑筋去设想去掉表面元素之后的抽象概念。
但是我们需要搞清楚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事物有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
落实在服饰上面，则可表述为：假设某一款式属于某一个服饰文化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该款式必然被该体系规定，且在底层设计、基本框架和本质特征上保持“不变”。同时它可以层层附加时代特征，变化无穷，以至于凸显或者遮蔽它的本质特征。
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能说，表面上它们有着自己强烈的时代特征和烙印，所以它们就毫无关系，从而推导出汉服在历史上只有千奇百怪的款式，没有统一完整的体系。毛毛虫和蝴蝶在外形上毫无共通，但是它们就是同一种生物，不同的形态是这一种生物的不同生命历程罢了。
回到上文提到的“文化自觉”，正是因为古代人本身有着清晰明确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一定符合绝对的史实），但是他们无疑是在主动而积极地去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所以才会有在圆领袍下摆加横襕以附会深衣的做法。类似的例子还有唐代的“飞纎”、宋代的“方心曲领”、明代的“绶带”等等。
根据文献，古代人（不管是哪个族别），有着非常强烈和明确的关于华夏衣冠（就是我们今天命名为汉服）的思想观念。古人对于服饰的“文化自觉”，不仅在细节上分得清——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在整体上也分得清——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4]。
古人不仅把“内外”（也就是所谓的“华夷”）分得清楚，衣冠的历史源流也搞得很清楚。比如央视《国家宝藏》有一期节目中讲到“孔府藏的衍圣公朝服”，从中可以看出，至少明朝人已经很清楚中华服饰的历史文化发展历程。
重育汉服“树”生长，取整弃异
由于我们的服饰文化体系太大了，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其一个角落，所以非常惊奇居然世界上会存在这么庞大的庞然大物。如果不是看到化石实物，我们是无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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