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赵匡胤：以兵养民
宋朝在制度设计上常有过人之举。
宋朝处于中国社会大转型时代，学界以“唐宋变革”来突显其变革之猛烈程度。大变革时代意味着方方面面的破旧立新：
唐朝以前的权力结构由贵族主导，跨阶层流动较为困难，而宋朝以后贵族阶层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科举制”引领下的士大夫阶层；唐朝以来的藩镇割据问题被解决，武人朝廷成为过去式，文官获得了对政治的绝对掌控力；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宋代彻底转向了南方，“南强北弱”的格局延续了千年；朝廷放弃了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简单化思维，通过赋税关系的调整，容许农民流动和土地交易……
但是，大变革时代并不意味着阳光普照大地，有顺应时代浪潮破浪前行的人，也有一些跟不上脚步掉队的人。比如，在农村地区，地主不断兼并土地，农村金融在高利贷的推波助澜下十分汹涌，大量的农民像教科书中描述的那样破产，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失业农民，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在任何时代，稳增长、保就业、促经济都是政府的天然职责，宋廷也面对着“保就业”的压力：这么多无地的农民该怎么办？农民失业了、破产了该如何保证生计？
之前历朝的统治者无外乎高呼“抑兼并”的口号，打击富豪地主，让既得利益群体让一点儿利给破产边缘的农民，将自己塑造成跟农民在同一条阵线的形象。但宋朝有个特殊的治国理念——“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士大夫群体十有八九都是有田有地的地主。庙堂里的士大夫本身就是江湖里的大地主，要让士大夫制定政策去打击自己的利益，有些异想天开。
所以，宋朝就走上了一条中国历史上十分“开脑洞”的道路。宋廷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魄力，把这些破产、流离失所的百姓，纳入国家编制，让他们去参军，从此吃上财政饭、端起铁饭碗。朝廷没有把失业百姓推给社会自己消化，也没有故意激化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而是选择自己“硬扛”下来，如此有“良心”，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太祖赵匡胤似乎对于这个募兵政策十分得意，在与开国元勋们吹牛的时候，将它吹捧为“当今之大事可以为百代利者”，想着自己可以流芳百世。赵匡胤打的算盘是，灾荒年份，老百姓会起来反叛，而军队中端着铁饭碗的将士不会反叛；太平岁月里万一发生兵变，老百姓过着安稳日子肯定不会支持——世间安得两全法，唯有宋代搞募兵。
只是赵匡胤没想到这个“百代利”的养兵政策，却让北宋朝廷下了血本。据统计，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 年），全国军队总额37.8 万余人，其中禁军马步19.3 万余人；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年），全国军队总额125.9 万余人，其中禁军马步82.6万余人。也就是说，从968—1041 年这短短的73 年中，北宋军队增长了约3.3 倍，其中归北宋中央直接掌握的禁军增长了约4.2 倍。说白了，北宋朝廷是在拿着天下百姓的赋税做一件事，既不去得罪士大夫群体让他们退还侵占农民的土地，又不去得罪破产百姓断了他们的生路，到头来朝廷只有打碎牙往肚子里咽，把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供养起来。不管后代的人怎么批评北宋的冗兵政策，北宋的失业农民都是举双手赞成这项政策的，因为他们体会到朝廷无微不至的关怀。宋代冗兵政策的弊端后世评论已多，机构臃肿、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等等。但批评者往往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宋人设计的军事制度不仅仅着眼于军事层面。南宋官员朱弁曾吹捧说：
艺祖［即太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 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 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 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使 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也。——《曲洧旧闻》卷九
宋人自己都指出了这套制度设计“别出心裁”，宋朝的军事制度其实是为了控制“无赖不逞之人”，哪些人是无赖不逞之人？无恒产者无恒心，大多数还是缺乏稳定生计的破产农民，有的流落到城市，有的被迫落草为寇。
于是，宋朝的军队就相当于一个社会的蓄水池，把不稳定因素都汇聚到军事系统里，通过军事系统强大的管控能力，来降低这些破产农民的危险，谁又能说这不是一套精妙的设计呢？
02、冗兵：财“费”军“废”
然而，宋朝如此慷慨地“以养兵来救助破产民众”，代价就是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宋真宗咸平元年（998 年），刑部郎中王禹偁上奏，建议“简锐卒，去冗兵”。到了宋仁宗时，冗兵问题更加突出。据学者统计， 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 年），军费开支每年约3257 万贯，比真宗时岁增约2000 万贯，给北宋朝廷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宋仁宗时，蔡襄曾一度掌管中央财政，抱怨财政被军费绑架， “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北宋中期的军费开支占到了财政开支的60% 以上，所以虽然后世常常吹捧宋朝经济发达，但经济发达并不等于财政宽裕。蔡襄对宋朝财政困局的总结 可谓一针见血：
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 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国朝诸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八《上英宗国论要目十二事》
养兵简直成了财政“黑洞”，大量的财政资源被耗在军队里，民困财乏，国事维艰。
这种情况下，自然有不少人建议裁兵。仁宗时宋夏爆发战争， 宋朝军队扩编到了125 万，朝廷不堪重负，枢密使庞籍奏称：“世养兵务多而不精，请与中书议拣汰之法”，并建议“汰其罢老者”。嘉祐七年（1062 年），宰相韩琦又上言建议：“诏枢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陕西、河东及三司榷货务，岁入金帛之数，约可赡京师及三路 兵马几何，然后以可赡之数立为定额，额外罢募，缺即增补，额外数已尽而营数畸零，则省并之。”
在群臣纷纷呼吁下，宋仁宗对兵额有所裁减，但每次裁军不过“数万人”。实际上，在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余年里，冗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这套募兵制的制度设计始终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毕竟“养兵”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打仗，而不是解决就业问题，北宋的军队战斗力弱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契丹、西夏屡战屡败的尴尬局面，绝不是几句漂亮话能遮盖过去的。
北宋朝廷养了80 万禁军，为何在对辽、对西夏的战争中打不了胜仗？宋人自己也在总结经验教训。
知谏院范镇在所上《论益兵困民》的奏章中承认，朝廷养的兵多半是老弱怯懦之辈，本来当兵就是为了拿个编制、混口饭吃，怎么会有心思去打仗？老兵油子一多，还会带坏风气，劣币驱逐良币，本来骁勇善战的“愣头青”也会跟着油滑起来。宋朝这个养兵策略既宅心仁厚又花费巨大，到头来却养了一帮酒囊饭袋，根本起不到保家卫国的作用。
再者，宋朝军事制度的顶层设计也有问题。为了防止地方军队尾大不掉，朝廷发明了一套“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更戍制，各地禁军每三年左右变更一次驻防地，最大限度防范将帅拥兵自重， 预防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悲剧重演。只是这套逻辑预设的前提是天下太平。一旦打起仗来，如果兵将彼此不熟悉，就会出现指挥不畅、号令不行的情况。
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北宋与西夏进入了长期军事相持状态。在这次长达数年的大战役中，总以宋军吃败仗为多。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亲历前线的战况，生动地吐槽了宋军与西夏军的战斗情况：
主将用兵，非素抚而威临之，则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适值贼至，麾下队兵逐急差拨，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
而西夏军队的组织程度和纪律性，与宋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贼首领，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举手掩口，然后敢食，虑酋长遥见，疑其语言，其整肃如此。——《国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二《上仁宗兵策十四事》
还有，就是军队的训练问题。《水浒传》里勤勤恳恳工作的80 万禁军教头林冲，业务能力虽强，却还是被“官二代”略施手腕给挤对走了。这虽是小说情节，但确实反映了宋朝军队缺乏良将练兵的情况。
骑兵作为军中精锐，本来应该经过充分的训练，可根据田况的描述，与西夏作战的北宋骑兵有的不能披甲上马，有的骑马时挽弓不过五六斗，1 有的射箭只会放空箭，有的骑马走一二十步就坠马……这样水平的骑兵去跟西夏精悍且号令如一的骑兵对抗，安能不败！
苏辙也很不客气地指出朝廷募兵制的诡异处境：
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即西夏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国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上神宗乞去三冗》
朝廷用高官厚禄养活的禁军都是酒囊饭袋，西夏兵一听是北宋的“正规军”来了，都高兴地“举手相贺”，简直活生生地打脸宋朝的募兵制。
03、王安石：制度的挑战者
这样的制度，若再不改革，必会造成危局。
于是，宋神宗时，铁腕宰相王安石极力主张裁减冗兵。在王安石看来，致使国库靡费、战力颓废的宋朝兵制非常不合理。
要搞改革就不能怕得罪人。所谓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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