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名人中选一人做朋友,我只选择苏轼。

作者/李舫

2000年千禧年伊始,法国巴黎,有一家报纸——《世界报》,它的主编叫作“让-皮埃尔·朗日里耶”。他和他的同事们决定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迎接新千年的到来。

怎么庆祝呢?他们决定用专栏的形式,写一批专栏文章,讲述在公元1000年-2000年这一千年中生活的世界知名的重要人物的生活故事,覆盖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亚洲。

这家报纸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整理自公元1000年一直影响到公元2000年的重要人物的备选名单,这真是一份浩如烟海的名单,他们在这份名单里,整理出12位重要人物,并编辑成册,名为“千年英雄”。这些文章于2000年7月份发表。

2000年法国《世界报》报道苏东坡图片来源:香港文汇网

中国的苏轼(1037-1101)就是这些“千年英雄”中的一位,是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国人。

苏轼有一百余万字的诗词、杂记、随笔、亲笔题书和私人信函,以及大量的他同时代的朋友和学者评论他的随笔、传略。当然,苏轼本人不写日记,这不符合他的性格,苏轼同时代的很多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等等,写日记这事对他来说太有条理、太扭扭捏捏了。苏东坡一生写过数千首诗词、八百余封私人信件。他写过一本杂记,是他对各种思想、旅行、人物、事件的记载——没有时间,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逻辑。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写给他的弟弟子由的,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也就是华北被金人攻占,北宋灭亡前二十五年。

苏轼画像 北宋李公麟

在他短短64岁的生命里,苏轼由于其坦率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权力阴影下,他的政敌非常多。他既是各个阵营对抗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大起大落”,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在他职业生涯中,他一共有30次委任,17次失宠或者被流放。今天他还是受人尊敬的高官,明天却什么也不是,被人蔑视,并受到责罚。

苏轼的命运在朝廷和皇帝的心情中摇摆不定。他行千里路,经历过荣耀与不幸,担任过太守,也曾经是阶下囚,从中国的最西北到中国的最南端,从寒冷气候带到海南岛的热带气候。

海南 东坡书院

1079年,他甚至因为“欺君之罪”的罪名而坐牢130天。他走出御史台监狱的时候,已经43岁,这一年,他被流放到黄州,即湖北的一个小城市,在那里他开始了新生活。

没有职务,也没有薪水,他成了农民,需要养家糊口。他找了一块坡地开垦,这块坡地被他称为“东坡”。这就是苏轼作为“苏东坡”的来历。在千年来的时光中,百姓更喜欢称呼他“东坡居士”。

一、豪放

中国文化史上,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只有苏东坡被称为文豪,他是古今第一文豪。

说到文豪,我们能想到谁呢?荷马、但丁、歌德、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博尔赫斯。在中国,我们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苏东坡。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唐凯琳说:“接触了苏东坡的文章之后,我被他的那种自由自在、想象丰富的思想所吸引。”唐凯琳认为,诞生于中国宋代的文学家苏轼,如今是西方汉学家们探讨最多的中国重要人物之一,他留下的文化遗产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文豪,首先在于苏东坡的广博。诗词文书画,苏东坡无所不能,以词论,他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以文论,他与欧阳修并称“苏欧”,以书法而论,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东坡仁慈慷慨,光明磊落,浪漫开明,单纯真挚,快乐欢愉,无忧无惧。他去世后大约一百年间,无数的文人为他立传,只有自由驰骋、无拘无束的灵魂才能够享受到他那份纯真。

如果说有宋一朝是中国文明的一座高峰,那么毫无疑问,苏东坡是中国文明高峰中的高峰。

1061年,24岁的苏东坡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他写出了《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文豪,其次在于苏东坡的文风。他具有非凡的天分,敢于破除一切语言和体制的障碍,这种勇往无前的精神,又体现为其诗词文的豪放。

关于苏词的总体风格,在苏轼生前,论说甚多,见仁见智,有“清丽舒徐”(张炎《词源·杂论》)、“韶秀”(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清雄”(王鹏运《半塘遗稿》)等多种说法。

绍兴辛未(1151),也就是苏轼辞世后的半个世纪左右,“豪放”一词始流行。最有影响的当属豪放说,始见于曾慥跋《东坡词拾遗》:“豪放风流,不可及也。”

明代张綖在《诗余图谱》中坚定地论述:“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清代郭麐有言:“(词)至东坡,以横绝一世之才,凌厉一代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灵芬馆词话》卷一)蒋兆兰也说:“自东坡以浩瀚之气引之,遂开豪放一派。”(《词说》)

苏词之豪放精神首先体现在追求一种奔放不羁、纵情放笔、适性作词的创作境界,恰如他在《晁错论》所述:“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须有坚忍不拔之志。”

在词的创作中,苏轼一任性情,或者说“气”的抒发,因此其词体现出的风格形式难免与传统观念——诗庄词媚——相左。苏词的豪放并不在于其内容有多少豪壮的成分,而在于它能超越固有观念,从而直抒胸臆,自诉怀抱,能“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

苏词豪放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是吐纳百川、冲决一切、淋漓直泻的气势。这一点,陆游在《御选历代诗余》的注解最为形象:“试取东坡诸乐府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苏轼画像 赵孟頫绘

苏词的豪放精神不同于后来的某些豪放派词人,像陈亮、刘过等人,他们作品中的豪放气息过于粗豪浅易,且缺乏内敛少余韵,而我们读苏词除感受到“天风海雨”般气势外,还能深刻地体会到苏轼至真至浓、至深至广的人情味道,或曰“情味”——苏词的豪放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情味,那其艺术感染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他写给妻子的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一片深情缱绻。

他写送别词《临江仙·送钱穆父》。这首词是在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春,苏轼知杭州(今属浙江)时,为送别自越州(今浙江绍兴北)徙知瀛洲(治今河北河间)途经杭州的老友钱勰(钱穆父)而作。当时苏轼也将要离开杭州。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这首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苏轼批评吴道子的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首道别词里,苏东坡宛如立在纸面之上,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这种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恰恰是苏东坡的豪放之处。

苏轼之情又是一种超越平常人的天才之情、旷达之情、豪放之情、因此在表达这种高情时,苏轼作词便如李白作诗,天才横放,纵笔挥洒,自然流露而又无具体规范可循。这样一来,东坡词就成为抒发其人生豪情的“陶写之具”,我自为之,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引晁补之语)。

苏词的豪放,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让创造力充分自由地活动,既如行云流水般自在活泼,同时又很严谨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钱锺书说,李白之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

苏东坡曾经用四个字来概括自己,或者说要求自己:“生、死、穷、达,不易其操。”今天,我们敬慕他的豪放,首先要理解他的豪放。这种豪放,不是一种完全无底线的无拘无束,而是一种有操守、有坚持、有定力、能力、魄力的放达。

二、博喻

苏子诗词的一大特色,莫过于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用一连串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用譬喻入文,是轼所长。”

《百步洪》就是公认的反映他这一特色的杰作: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险中得乐虽一快,何异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君看岸边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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