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50年的春天,浙江巡抚朱纨,服毒自杀了。
三年前,这名军事才华出众的官员,被嘉靖皇帝任命为浙、闽两省最高军事指挥官,负责平息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
为官清正的朱纨,一上任就收到了各种暗示。有人许他富贵,有人许他升官,朱纨不为所动,来了个釜底抽薪,“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把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压得死死的。
当时整个王朝都知道,所谓的“倭乱”,绝大多数是亦商亦盗、以海外贸易为生的浙闽两省人,只有极少数的日本浪人参与其中,而且这些日本人往往受雇于中国大海商。
朱纨严格执行帝国的海禁政策,并采取强硬的军事措施,先后俘获了当时最大的两大海商集团头目——许栋和李光头。
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指责浙闽两省的世家大族与“倭寇”有勾结。
这项指控,相当于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强家族中扔下一颗炸弹。
两省的豪门大族,立马动用各自的官场资源,对朱纨展开反击。浙闽籍的朝廷言官纷纷弹劾朱纨,一方面说被俘的许栋、李光头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更不是倭寇,要求从轻发落;另一方面说朱纨污蔑浙闽士人,惑乱视听,请求皇帝撸掉他的军事权力。
结果是,朱纨下令对96名被俘的“倭寇”和“海盗”,处以死刑。
这一下,浙江、福建两省士大夫十分惊恐,再次弹劾朱纨“擅杀”——帝制时代,生杀大权必须掌握在中央特别是皇帝的手里,朱纨擅自杀伐,给了别人弹劾他谎报军功、僭越权力的理由。
转瞬之间,“禁海”名臣朱纨,变成了帝国的待罪之徒。
他无限感慨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绝望中,朱纨喝下毒药自杀。临死前,他颇为无奈:“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为官清正、能力很强的官员,在死守一条落后于时代的国家政策(海禁)时,连同自己的性命,也为时代所吞噬。
朱纨死后17年,1567年,隆庆皇帝即位后顺应时势,开放了海禁。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显著的一点是,世界上的白银,终于源源不断、堂而皇之地流入中国。
从此时起,到帝国覆灭,大约77年间,大明王朝迎来了它的“白银时代”。
一个帝国,生死系于白银。
01
1542年,从日本驶向中国漳州的三艘商船,在中途被俘获,船上满载白银3000公斤。当时,在海上从事中日贸易的这样的商船,大约有10-20艘,进口到中国的白银不少于20000公斤。
而这都属于非法的走私贸易。
嘉靖时期,声势浩大的“倭乱”,很大一部分诱因,是由于日本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来自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商船,于是不断航行到日本九州,跟日本“以物易银”。
1544年,一艘中国商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漂到朝鲜。朝鲜方面问船主,为何事而来。船主回答说:“以贸银事往日本,为风所漂而至此。”
这说明,中国商人以获取白银为目的的中日海上走私贸易,已经开始了。
根据历史学者的估算,在1540-1644年的100年间,平均每年有75吨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总计有7500吨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这仅仅是白银进入中国的一个来源。
白银的另一个来源,是美洲。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特大型银矿。此后,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银,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盗掠夺以及战争赔款等多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注入西班牙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
但是,流入欧洲的美洲白银,最终,大部分都被装运到了中国,用于购买中国产品。
其中一条路线是:西班牙著名的“无敌舰队”装载白银,自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等地出发,经葡萄牙里斯本港和西班牙本土南部港口,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果阿港。沿途有买有卖,有装有卸。在果阿港又增载来自地中海和中近东市场流入印度的大量白银,再经马六甲运至澳门。然后由葡萄牙人用这些白银购买日本、印度、中东、近东、中欧和西欧各地市场所需的大宗中国货物。
仅仅葡萄牙商船,每年自果阿港运至澳门的白银,就有6000-30000公斤。
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此后,美洲白银直接航越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经过贸易转至中国,这就是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条路线,成为明朝晚期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一项数据研究显示,在1590年-1644年的50年间,通过美洲—菲律宾—中国这条路线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4620吨。
数据表明,明朝晚期,包括日本和美洲在内的世界白银产量,占总额的1/3至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
明朝中国因此被形容为世界白银的“吸泵”,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的白银。
没办法,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太强了,天下无敌。当时,整个世界都受益于中国输出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茶叶、瓷器、丝绸、棉布、药材等等。而站在中国,放眼世界,其他地方能够售予中国的货物,却非常有限,这就逼迫他们只能用白银货币来跟中国做生意。史载,当时的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难怪后来的清朝皇帝会习惯性地声称“我们啥都不缺”,这是中国在1800年之前的三四百年一直维持大幅度贸易顺差的思维惯性使然吧。
说个有意思的小例子。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到达中国,英国人很兴奋,以为从此可以狠狠赚中国人的钱了。结果,他们连一件英国货都卖不出去,只是抛出了8万枚西班牙银元,满载中国货而归。
明朝对洋货没兴趣,但为何对洋元(白银)这么有兴趣呢?
02
在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前,明朝法定的货币,已经崩溃了。
明朝建国后,最初的法定货币,也是唯一的法定货币是铜钱。7年后,洪武八年(1375)起,明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开始了明朝的纸币时代。
为什么要改铜钱为纸币?
明朝的官方说法有三点:
一是如果用铜钱铸币,由于铜矿缺乏,民间不得不以铜器上缴国家,这是劳民伤财;
二是当时民间已经出现了盗铸铜钱的现象,扰乱国家货币秩序;
三是铜钱分量重,长距离交易、携带和运输,远远不如纸币方便。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明朝发行纸币,竟然没有准备金的概念。
有多少储量的铜钱,就发行相应数值的纸币用于兑付,这在当代是一个基本的金融常识。而在当时,包括最早发行纸币的宋、元两代,基本都没有准备金的理念,想着用纸一印钱财就滚滚来。元朝的崩溃,一大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的。
朱元璋只想着学宋元两代印钱,想印多少就能印多少,多爽,但他从未想过元朝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以为只是被自己的雄才大略打垮了而已。
不难想象,大明宝钞从面世之日起就开始贬值。
由于发生不可控的贬值,朝廷就加大发行量,从而造成更迅速的贬值,这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明宝钞仅仅发行了15年,钞值已经贬到官方定价的1/4。到宣德十年(1435),大明宝钞发行60年之时,宝钞对白银的市场比价,降到了1000贯抵1两(官方定价是1贯抵1两)。也就是说,明朝的法定货币在60年间,贬值千倍,形同废纸。户部经过调查后表示,民间交易,只用金银,宝钞没人用。
面对大明宝钞刹不住车的贬值,朝廷的应对也很奇葩:一开始是用权力,禁止民间使用铜钱、金银交易,后来想到要回笼旧钞,但回笼过程还想着以新钞来搜刮社会上的白银,导致彻底失败。
直到大明宝钞发行大约100年的时候,即正统至成化年间,宝钞在民间流通中彻底绝迹。这个时间点,跟元朝的寿命(97年)差不多,但明朝没有因此灭亡,只是多亏了朝廷的变通。
从正统到成化年间,朝廷逐步放开“银禁”,“朝野率皆用银”,相当于政府被逼放弃了已经崩溃的法定货币,重新锚定了具有硬通货性质的白银,从而拯救了明朝的经济体系。
到嘉靖末年,明朝的赋税几乎都是通过白银收取,甚至国家的各项财政支出,包括军饷、工程营建、政府采购等,也都用白银。
这说明,在1560年代左右,虽然朝廷仍未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但在现实中,白银已是整个王朝的第一货币。
白银一旦成为明朝的首要货币,它的产量就变得至关重要,重要到可以影响帝国安危。但是,中国本土的白银产量非常有限,即便明朝中后期在广西、云南等地加大开采力度,所产仍然远远不足以应付整个社会的货币需求。
救命稻草来自于海外白银,包括日本产和美洲产白银。
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节点:当明朝需要大量白银的时候,日本和美洲的银矿刚好被发现了,大航海时代也刚好来临了。
嘉靖时期虽然厉行海禁,其实对走私贸易禁而不止,仍有大量沿海人民以中国制造换取世界白银。而且,浙、闽两省人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利甚巨,从大海商、大海盗、地方豪强富户,到朝中士大夫、官员,形成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但也正是在嘉靖时期,海上走私贸易的问题,以“倭乱”之名被当成政治问题提了出来。
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受命巡抚浙闽开始,明朝对之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走私贸易进行收紧。无论是朱纨处死大海商许栋、李光头,告发浙闽士大夫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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