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地球知识局（diqiuzhishiju） 作者：豆腐乳
白居易当年去参加科举考试，来到长安，便拿着自己所写的诗歌去拜见著作佐郎顾况。顾况看到他的名字，盯着他看了好一会，说：“长安米贵，居住不容易啊！”
中年员工总是喜欢吓唬新人，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不过顾况也并没有瞎说。白居易去长安考试那年是806年，唐宪宗刚登基，漕运不大稳定，所以关中粮价高昂。而在唐朝漕运问题更大的时候，别说白居易这种职场菜鸟，就连皇帝都会有生命危险……
按在位时间看，玄宗之后的唐朝皇帝
也是越来越不易了
嗷嗷待哺的关中
根据司马迁的考证，长安所在的关中盆地是第一代天府之国，是中央帝国熟地里较早得到强力开发，用于供养大量人口的地区，加之关中水患较少，当时的自然环境也未被严重破坏，稳定性优于当时的华北平原。
渭河沿岸，整整齐齐
（陕西渭南市附近-渭河北岸）
但是等到西汉年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徙天下豪强至长安附近，加上日益膨胀的公务员队伍与开销巨大的军队，关中盆地的粮食越来越不够吃了，得从关东调运粮食，即漕运。
关中还是过于狭小了
即使算上“河东”，支撑首都地区也感吃力
而从关中出发向北向西的战争与扩张
也是沉重的负担
当时的漕运就已经是件麻烦事了，《史记·河渠书》就记载：“漕从山东西，岁百馀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
山河险固是关中在军事上的优势
但也导致对外交通较困难
以当时的技术，华北百馀万石运到长安还能剩多少？
等到唐朝，由于关中地区植被大量破坏，耕地过度开发，关中盆地的产粮能力甚至连西汉都不如，而人口密度很大，粮食不够吃就只能从关东调运粮食，漕运对唐朝就更为重要。
更多的人口-更多的水利建设和耕地
盆地周边那些相对狭小的高地肯定是要开发出来了
（陕西蒲城县东北部-洛河沿岸）
幸运的是，隋朝开凿了大运河，沿着运河进行漕运要方便很多。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唐朝粮食供给主要来自江淮地区，主流的漕运路线是运河漕路，即通过大运河南段的江南运河、邗沟、汴渠北上，入黄河后逆流而上到长安。
隋朝大力建运河也是考虑到
整合长期分裂的南北方，以及向关中运粮
（来自wikipedia-隋唐大运河）
其中难度最大的一段是洛阳至陕州的三百里。这段路程如果走水路，黄河三门砥柱山一带滩险浪急，“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如果走陆路也很难走，成本极高，“率两斛计佣钱千”，运费就远超运的粮食价值了。
现在建起了大坝和水库
水面甚至显得很宽阔，以前不是这样的
（来自wikipedia）
唐中宗年间的将作大匠杨务廉想到的办法是凿栈道，役使民夫拉纤以拉着漕船逆流而上过三门，结果纤绳经常绷断，导致民夫掉落山崖而死。杨务廉就谎报民夫逃跑了，把民夫的父母妻儿抓起来，“人以为苦”，民间笔记小说里写道沿路老百姓痛哭不已，骂杨务廉是“人妖”。
三门峡是那么好过的？
当时三门峡还难以通航
而陆上转运又大幅抬升了成本
（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附近-黄河两岸）
哪怕从关东运粮食到关中能解决部分问题，盛唐时代关中年景不好的时候，皇帝照样得移驾东都洛阳找食吃。唐高宗、唐玄宗两大盛世皇帝都得出门要饭，可见唐朝的漕运压力有多重。
高宗、武则天、玄宗都曾往返
长安没饭吃了就要带着文武百官去洛阳吃饭
确实也是有叫“神都”的资格
开元年间，裴耀卿改革漕运，采取分段运输、节级转送的办法，漕运量达到了每年二百多万石粮食。天宝年间，渭水之南又开了新漕渠，可将永丰仓和三门仓储米运抵长安，年运量达四百万石——这已经是盛唐时期漕运运量顶峰了。
而在河西走廊和西域方面
与吐蕃和中亚诸国的纷争不断
唐军都要靠这四百万石来作为补充
最早的危机出现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很快占据了中原，甚至一度攻克长安和洛阳。叛军切断了运河漕运，占领了长安，远在灵武的唐肃宗需要粮食，则要仰仗江汉漕运应急。
两都尽失，如果唐王室得不到军队和粮食的补充
怕是要就此GG了
然而援军在西北，粮食却在东南
玄宗倒是去了有粮食的蜀地
（《明皇幸蜀图》，来自wikipedia）
江汉漕运最早的道路是商山-武关路，从襄阳城西北行抵达内乡县，出武关到达商洛县，又向西北，出蓝田关，经蓝田县，直至都城长安。
这也是一条从汉江-南阳盆地方向入关中的传统路线
安史之乱后叛军打入关中，堵塞武关。江汉漕运又开发出上津路，自襄阳逆汉水而上，至均州，再向西北到达上津县（今上津镇），再由上津县西行到达西城县（位于今安康市）。再西行至梁州（在今汉中市），向北经子午道、褒斜道或陈仓道入关中。
经过武关、商洛的路线走不通
结果就是要绕非常远的一段
虽然很多条，但没有一条好走的
从经过的地点可以看出，江汉漕运主要是在陆路上绕行，又要翻过秦岭，非常不便。战时运河漕运断绝，需要依赖江汉漕运，可以不计运输成本，战后毕竟还是要回到运河漕运。
运粮运到汉江上游
也只能是不计成本了
汴渠沟通黄河与淮河，黄河泥沙量大容易淤塞汴渠，所以要定时疏浚。然而安史之乱期间做不到疏浚汴渠，于是汴渠堵塞。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安史之乱平定，唐代宗任刘晏为转运使，开始治理漕运。
淤塞的样子，可以参考下黄河故道
（河南民权县附近-黄河故道两岸）
刘晏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称作“神童”，九岁（一说七岁）的时候就写了文章吹捧唐玄宗。唐玄宗对他的才能大为惊异，封刘晏为太子正字。《三字经》上就有“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小小年纪就被唐玄宗封了官，后来又主导了改革漕运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可谓一代能臣。
上任第二年刘晏便征发民工疏浚汴渠，重新打通了黄河和淮河之间的运输渠道。
刘晏重新恢复了裴耀卿分段运输的办法，长江船只到扬州，汴渠船只到河阴，黄河船只到渭口，渭水船只到长安。在接运点设置仓库，粮食运到就入仓储藏，适时准备下段起运，这样每段的粮食都可以就近调运而不是等待远处运来，船工运输距离也大大缩短，不必走完全程，只负责自己的一段，更熟悉水情，确保运输安全。
刘晏还把造船和雇佣船工的活改由政府包办，在他的治下，新造的漕船能因地制宜又坚固耐用，装载量大；雇佣工人付钱合理，船工积极性大增 。而在三门一带，刘晏依然用拉纤的办法，只不过换上了坚实的纤绳，就挽救了大量纤夫的生命。
经过刘晏的改革，运河漕运恢复， 每年运量可达四十万石，最多时达一百一十万石。虽然比不上盛唐时候的运量，但也解了安史之乱后唐朝朝廷的燃眉之急。
相比运量多少
最关键的还是安全问题
此时华北已经遍地藩镇
唐王朝这种一根运河连着两头的办法风险巨大
尽管如此，运河漕运振兴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刘晏本人的出色才干和廉洁品格基础上的，他自己及也对此有所预料。
比如刚开始造船时，他定下来每艘船拨钱百万，有人认为正常的船只造价还不及拨款的一半，建议他削减一半费用。可他知道，他治下可以保证预算都在船上，但继任者贪赃枉法，压着线给钱船的品质就难保了。所以他坚持多花钱造船，为以后的贪赃枉法留了余量。
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唐代宗对刘晏很是器重，把他比作萧何。然而唐代宗儿子唐德宗即位后，听信谗言逼死了刘晏，由此也可以看出唐德宗识人不明。
很快唐德宗就付出了代价。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形势逐渐形成，各地骄兵悍将愈发不听朝廷号令。唐德宗本来命令李希烈讨伐其他叛乱的藩镇，却没想到激发了李希烈的野心，李希烈也反动叛乱，并在攻下了汴州（今开封）后称帝。
从长安转移至洛阳，从洛阳转移至开封
很明显，下一个时代就是开封的时代
眼看李希烈闹得越来越大，急了的唐德宗赶紧调遣泾原节度使的军队前去镇压。泾原军经过长安，本以为为朝廷效劳能得到很多赏赐，却不料唐德宗任命的大臣又贪婪又愚蠢，不仅没给赏赐，还只给泾原军粗茶淡饭。气得泾原军士兵发动兵变，要不是唐德宗跑得快，怕早就死在乱军中了。
在随后的一年里，李希烈占据汴州，堵塞运河漕运，泾原军和朝廷在关中大战，这就导致不仅粮食运不进关中，关中的粮食生产也受到战争的干扰。
以至于在平定李希烈叛乱的那一年，关中粮食库存已经用光，禁军中有人摘下头巾，在路上大喊：“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这禁军都饿急眼了，眼看就要再次兵变。
由此可见，唐朝皇帝应该不会被饿死——在饿死之前可能就死于兵变了。
到唐朝后期，长安周边已经遍布节度使
李唐王朝小心翼翼的以节度使制节度使
最终连关中都不能自己说了算
唐德宗忧心忡忡，不过好在韩滉将三万斛米运到陕州，唐德宗大喜，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关中的饥荒持续了数年，军民都饿得又黑又瘦，饿久了之后突然吃太多的，又撑死了五分之一的人。
这件事也能体现出汴州在运河漕运路上的重要程度。然而朝廷并没有吸取教训，在李希烈叛乱被镇压下去后，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至贞元十五年（799年），汴州共爆发五次兵变。
由此可见唐德宗统治时期，漕运就没几年安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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